​【摘 要】：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传统以GDP核心的统计与评估框架难以全面刻画国家发展质量、共同福祉与生态成本。本文提出以中国当代国势学作为面向国家治理与国际比较的新兴学科，融合现代统计学、系统科学与发展战略论，形成“定性—定量、历史—现实、国内—国际”的统一研判范式。其战略意义在于：一是将中国式现代化的制度优势与实践经验上升为可量化、可验证的知识体系；二是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提供可借鉴、可推广的指标与评估方法；三是为新兴经济体构建可超越、可兼容的评价框架，推动从“中国之治”走向“世界共治”。在学科构建上，本文主张四方面发力：构建以“国势研判、真实链位”等为核心的自主概念与本体理论；建立中国立场、可比可信的话语体系并推动国际传播与标准认证；打造“数字经济—AI赋能”的数据与方法论体系，打通统计学与数据科学等学科边界；形成“经世致用”的实践应用体系，围绕科技前沿与新质生产力，对质量、结构、公平、生态、安全、治理等维度开展持续监测、阶段评估与政策复盘，提炼可复制的“中国方案”“中国经验”“中国智慧”。

【关键词】中国当代国势学；中国式现代化；战略意义；学科构建；自主知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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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冯凌秉，江西财经大学统计与数据科学学院、国势研究院副院长（江西南昌 330013）;

刘耀彬，江西财经大学党委书记（江西南昌 330013）。

一、中国当代国势学的理论基础与发展脉络

国势研究的思想源流可追溯至早期的国家治理实践，其内涵涵盖国家统计活动、治国理政理念以及国家实力评估等诸多方面。自中国古代国势学传统，经由近代德国国势学与英国“政治算术”，再到现代统计与国民核算体系，在此基础上，中国当代国势学遂应运而生。

（一）中国古代国势学传统及其思想源流

中国古代国势学传统源远流长，虽未以独立学科之名出现，但在国家治理实践中早已蕴含丰富而自觉的“国势”观念。周代《周礼》设“司会”官，专司户籍、田亩等国家基础数据的汇总与核算；春秋时期，管仲在《管子》中围绕资源禀赋、民生状况及军事实力等提出一整套治国问答，后世概括为“六十四问”；战国时商鞅通过对粮储、兵力、人口等关键指标的量化，有学者概称之为“强国十三数”，由此孕育出以数量化指标考察治国成效的早期框架。这些制度与思想实践表明，中国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已形成较为系统的国家实力评估意识，自古即重视以数据支撑国家治理，体现出整体性、系统性的“国势学”基因。

随着历代王朝更迭与财政制度演进，国势学相关思想与实践不断丰富和发展。以清代重要财政赋税典籍《赋役全书》为代表的文献，基于对田亩和人口的系统统计来评估国家经济实力，为统治者制定税收政策和管理财政提供了重要依据。这类典籍对人口规模、田亩数量、赋税收入等关键信息作出较为全面的记载，构成了当时国家实力评估的重要数据基础。

（二）近代欧洲国势学派的兴起

近代欧洲的国势研究主要表现为两大学派传统——德国“国势学”学派和英国“政治算术”学派。二者虽在研究取向与方法风格上各有侧重，却共同奠定了近代统计学的学科基础，也为系统化的国势比较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无论是德意志学者的国家“全景式”描述，还是英国学者的数量化测算，其共同关切都指向对国家实力的系统评估与跨国比较。

国势学起源于17世纪的德意志地区。被誉为“国势学之父”的赫尔曼·康令（Hermann Conring，1606–1681）在德国黑尔姆斯特特大学以国家知识与国家事务为核心开设课程，围绕人口、土地、财政等关乎国家实力的要素展开论述，为后来的国势学奠定了理论与教学基础。康令的继承者阿亨瓦尔（Gottfried Achenwall，1719–1772）进一步发展了国势学理论，在《近代欧洲各国国势纲要》等著作中，对各国人口、制度、财政和经济状况进行系统整理与类型化描述，强调在统一框架下通过跨国比较把握国情差异与一般规律。另一位重要代表施勒策（August Ludwig von Schlözer，1735–1809）则在此前基础上更加强调历史与时间维度，使国势学研究逐步由静态的横截面描述扩展为对国家兴衰与结构变动的动态考察，呈现出某种早期“过程分析”的理论意识^①。

与德国国势学派几乎同时，英国逐步形成了政治算术学派。其代表人物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1623–1687）在《政治算术》一书中系统运用算术方法，通过人口、土地、资源、财富、产业等方面的大量数字资料，对英、荷、法等国的国情和国力进行比较分析，被后世视为经济统计学与国民收入估算研究的开端。政治算术学派以“用数字、重量和测量来说话”为核心主张，力图以统计资料和计算方法取代单纯的哲学思辨和印象判断，通过对不同国家关键指标的量化比较，推动国力评估从定性论辩走向经验性、量化的分析路径^②。

（三）现代统计SNA体系与国势学的科学化

20世纪以来，随着现代统计方法的进步以及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ystem of National Accounts，SNA）为核心的宏观统计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国势学研究进入了科学化、标准化和制度化的新阶段。国家实力评估由分散、零碎的指标描述，逐步转向在统一框架下构建综合指标体系，并由抽象的理论讨论走向与政策实践紧密衔接的制度安排，大大提升了国势研究的科学性、可比性和实用性。

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是现代官方统计体系的核心，为评估一国经济实力提供了系统而一致的分析框架。其形成经历了从早期国民收入估算、战时资源动员核算，到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推动下逐步形成统一方案并多次修订的过程，最终发展为涵盖生产、收入、支出、资产与负债等多个维度的完整账户体系。在这一框架下，各国可以依据共同的概念界定和分类标准，计算国内生产总值（GDP）、国民总收入（GNI）、资本形成、部门收支状况等关键宏观指标，对经济规模、结构特征和增长动力进行系统刻画，并开展跨时期、跨国家的经济实力比较^③。

随着经济社会形态的深刻变迁，SNA体系本身也在不断扩展和深化。一方面，通过投入产出表、资产负债表、部门账户等工具，国民经济核算从单纯的总量核算，拓展为对产业结构升级、收入分配格局、金融体系稳健性等方面的综合刻画，使国势评估能够同时反映“量”的扩张与“质”的提升。另一方面，在SNA核心账户体系之外，环境与资源核算、健康与教育卫星账户、数字经济核算等新型统计实践逐步发展起来，社会福利、环境约束和可持续发展被更系统地纳入国家实力的评估视野，推动国势研究从单一经济维度走向经济—社会—生态多维度的综合分析框架。

从国势学发展的长时段视角来看，以SNA为代表的现代统计体系，为当代国势学提供了可度量、可比较、可追踪的“硬统计基础”。国势研究不再局限于对国家实力的抽象论辩，而是在统一核算标准和大规模统计数据支撑下，对不同国家、不同阶段的综合国力、发展质量和风险结构进行系统评估。这标志着国势学正逐步完成从经验性、描述性研究向以统计核算为支撑的科学化研究范式的转型。

（四）中国当代国势学的重构与创新

中国当代国势学在系统梳理中国古代国势思维、近现代国势研究和现代统计核算体系的基础上，通过概念重构、范式更新与方法创新，不仅承续了传统国势研究的核心关切，而且逐步形成了契合新时代国家治理与全球竞争格局需求的自主知识体系^④。由此实现了从历史积淀到当代实践的有机贯通，彰显了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在认识和塑造国家发展道路及国际秩序方面的独特视角与全球价值。

在理论层面，中国当代国势学对“国势”概念作出新的界定：国势是一国在特定时空条件下所蕴含的综合实力与发展势能，它支撑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保障安全与塑造其国际地位。与传统偏重“综合国力”的静态表述相比，这一界定更加突出格局、结构、动态和软实力四个维度：既关注一国在世界格局中的相对位置及外部环境约束，也重视内部经济社会结构的合理性与韧性；既强调国势演化的趋势、路径与节奏（动态），也将制度质量、文化感召力、国际话语能力等软实力视为国势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此基础上，中国当代国势学提出了“真实链位”^⑤等具有标识性的核心概念^⑥⑦，用于刻画一国在全球价值链和国际制度体系中的客观位置与功能分工，强调必须立足“真实链位”而非停留于名义排名或单一指标^⑧，避免被统计表象和话语迷雾所误导，从而对国势作出更为科学、审慎的判断。

在理论方法与应用层面，中国当代国势学自觉重视多学科的融合与交叉，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为根本指导^⑨，同时广泛吸收统计学、大数据科学、区域国别学和国际关系学等学科的理论资源与分析工具，形成面向重大现实问题的综合研究框架。方法论上，一方面提出以“基础数据”和“基本事实”为前提进行“基层逻辑”思考，要求在严谨、可核查的数据与事实基础之上，沿着产业链条、空间格局、社会结构和制度安排等“底层机制”层层推演，从而揭示某些关于国势的“常识性”判断中所存在或隐含的认知偏差与逻辑缺陷，纠正以片面指标替代整体国势、以直觉印象替代理性分析的倾向。另一方面，在统计学、计量经济学与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技术的支撑下，将传统GDP等宏观经济指标嵌入“人民福祉最大化—代际可持续—国家安全”的综合目标函数之中，围绕“质量、结构、公平、生态、安全、治理”六条主轴，设计并推进福祉核算、“真实链位”与创新能力评估、资源环境成本核算、共同富裕测度等核心模块。由此，一方面拓展了国势评估的指标边界，使国势研究从单一经济规模比较走向对发展质量、分配格局、风险结构与治理效能的多维综合分析；另一方面，也推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方法在宏观统计与国家治理评估中的深度嵌入，重塑了国势研究在数据获取、信息整合与实证推理层面的技术形态，为中国当代国势学的科学化、系统化与实践化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世界大变局下中国当代国势学形成的时代契机

（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亟需一个新兴学科来诠释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布的《2025年人类发展报告》表明，全球人类发展进程增幅为1990年以来最低，人类发展指数在富国与穷国之间的差距反而有所扩大^⑩。世界银行在2025年6月发布的《全球经济展望》中则将2025年全球经济增速预测下调至2.3%，并指出这将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非衰退年份中全球经济增长最疲弱的一次，全球经济整体复苏动力明显不足^⑪。世界正处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十字路口”。在这一背景下，各国纷纷寻求新的发展路径与治理方案，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与新兴大国，其发展走向和治理成效不仅关乎自身前途命运，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世界格局演化与全球公共产品供给，为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注入重要的稳定性与新可能。

回顾历史，每当世界格局发生深刻重组之际，往往会催生相应的知识创新与学术转向。历史经验表明，重大国际变局往往伴随着对国家实力与世界格局的重新理解，从而推动新的知识形态和分析工具的出现。然而，当下世界所经历的“大变局”，在广度和深度上都超出以往许多历史阶段：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数字经济、平台经济、绿色转型、人工智能等新要素重塑生产方式与权力结构；全球化遭遇反复，区域集团化与制度性分化并存，传统以工业产出和国民收入为核心的核算与分析框架，在解释数字资本、数据要素、技术垄断、规则塑造、话语权竞争等新现象方面明显不足。仅依靠既有的国际关系理论、传统政治经济学范式和单一经济统计体系，难以全面把握“大国与小国、强国与弱国”在全球链条上的真实联动机制，也难以及时捕捉结构性风险在不同国家之间的传导路径与积累方式。

正是在这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相交汇的背景下，中国当代国势学的兴起具有鲜明的时代必然性。一方面，需要一门立足中国实践、回应全球关切的综合性新兴学科，系统刻画中国在世界格局中的真实位置，解释中国发展道路、发展模式与治理经验背后的“内在逻辑”，为国际社会理解“中国之变”提供新的知识视角与分析工具；另一方面，也需要借助这一学科，对全球变局中加速显现的风险点与脆弱环节进行识别和预警，揭示不同类型国家之间在产业链、价值链、安全链上的联动与制衡关系，为国家科学研判形势、优化大战略布局、提升公共决策的前瞻性和有效性提供制度化、体系化的智识支撑。中国当代国势学正是在这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作为一种新的认知工具和分析框架，被时代“召唤”出来并不断走向成熟。

（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亟需一个原创性理论来阐释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国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人均GDP突破1.34万美元，实现了从低收入到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跨越，在较短时间内有效走出了“中等收入陷阱”，开启并推进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历时二十余年的脱贫攻坚战，使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中国由此成为第一个在现行标准下全面消除绝对贫困的发展中大国，为世界减贫事业提供了系统的实践样本和制度经验。自2013年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中国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合作文件，在农业、教育、医疗、减贫、水利、防灾减灾等领域推进了一大批民生项目落地生根，有效增进了共建国家人民福祉，逐步将中国的发展红利转化为全球公共产品。可见，在各国普遍追求现代化与文明进步的进程中，迫切需要一种能够系统概括“中国之治”、又具有可借鉴性的治理路径，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可参考的经验范式和理论坐标^⑫。

从全球知识体系的演进看，20世纪50年代联合国统计司的设立及其推动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普及，标志着以经济产出与收入分配为核心的宏观统计框架在全球范围内得以推广，统计学在工业时代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然而，这一以工业经济为参照系构建的核算体系存在内在局限：它更擅长刻画生产规模和收入流量，却难以全面表达人类发展的共同福祉，难以及时反映国民之间的共同富裕状况，更无法充分计量自然环境退化与资源约束对发展可持续性的深远影响。尽管联合国提出了人类发展指数（HDI），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倡导绿色GDP等新指标体系，但在如何兼顾不同发展阶段、不同制度类型与不同发展道路的内在差异方面，仍然难以形成一个普遍适用、可比性强的评价框架。

在这种背景下，单纯依托传统的SNA体系和西方主流发展理论，已难以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全新的全球治理理念提供充分的理论支撑和测度工具。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需要强调国家间在安全、发展、文明等领域的利益交汇与责任共担，更需要一种能够综合考量福祉、平等、可持续与安全的原创性理论框架，来解释“中国之治”所体现的发展逻辑、制度优势与全球贡献，并将其转化为可比较、可检验、可推广的知识成果。基于此诉求，中国当代国势学以国势研判和国家治理需求为核心立足点，在继承国势学与统计学紧密关联传统的同时，努力超越单一经济指标和单一学科视角，力图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具有中国原创性的理论解释和方法工具，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探索现代化道路提供可借鉴的参照系与分析框架^⑬。

（三）贯彻新发展理念亟需新型统计核算体系来支撑

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采用以SNA为核心的国民经济核算框架，但其局限性日益显现。联合国统计司《2021—2024 年统计能力发展报告》指出，全球约三分之一指标仍缺乏统一口径或难以获得可比数据，统计结果在跨国比较和政策评估中的有效性受到制约。各国对GDP的测算亦存在显著差异：若按购买力平价（PPP）计算，中国自2014年起已超过美国，连续位居全球第一；而按汇率折算的名义GDP，美国则始终居于首位。这种口径差异在相当程度上反映的是经济规模、价格体系与汇率制度的差别，而非发展质量与治理绩效本身。由此可见，现有以GDP为核心的核算体系难以全面呈现发展质量、结构优化、公共福祉与可持续水平，亟需构建与新发展理念相匹配的新型统计核算体系^⑭⑮。

新中国成立后，在总结国内外经验的基础上，曾借鉴前苏联物质产品平衡体系（MPS），在强化物质生产部门平衡、服务计划经济体制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步转向以SNA为基础的宏观核算框架，为经济快速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统计支撑。但无论是以物量为核心的MPS，还是以市场产出与收入为核心的SNA，在范式上仍主要服务于工业化时期的增长逻辑，难以充分解释我国的制度优势，也难以对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等新发展理念的贯彻成效进行系统刻画，更难全面反映共同富裕进程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整体状态。

从近代国势学派到中国当代国势学，一条清晰的逻辑是：以国家实力与发展态势的综合研判为核心关切，紧密回应国家治理实践的现实需求。面向21世纪人类文明进程的关键转折，中国当代国势学在批判反思既有核算范式基础上，着力构建跨学科、跨尺度、跨周期的新型核算体系，既将经济增长置于福祉、公平、生态、安全等多维目标之中加以衡量，又通过融合统计学、大数据科学、区域国别研究和国际比较分析，实现对国家发展质量、结构安全与长期韧性的综合度量。借此，中国当代国势学力求形成契合中国实践、具有国际解释力的统计表达与评价框架，从而在新发展理念落实、高质量发展实现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过程中，提供系统的度量工具与知识支持，并以规范化的指标体系和分析范式参与国家与全球治理规则的塑造^⑯。

（四）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亟需可量化的评估工具

随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人类社会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与治理赤字。一方面，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地缘冲突此起彼伏、阵营对立和集团政治抬头，既有全球治理体系和规则体系不断遭遇冲击；另一方面，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重塑全球生产方式与权力结构，气候变化、公共卫生危机、粮食与能源安全、数字鸿沟等全球性挑战交织叠加，各国对更加公平、包容、可持续的国际秩序与合作机制的需求持续上升。

在这一时代关口，中国先后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系统回答“建设怎样的世界、如何建设这个世界”的重大命题，构成服务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总体方案与行动框架。四大全球倡议既植根于中国持续提升的经济实力、治理效能与国际影响力，也深度依托真正的多边主义，通过持续提供全球公共产品、深化多边务实合作、促进文明交流互鉴，形成了理念引领与实践推进相互支撑、协同发力的良性格局。

然而，要使四大全球倡议从规范性理念、政治主张真正转化为可操作、可检验、可比较的全球实践，亟须一套具有国际可比性与解释力的量化评估工具提供依据：一是通过系统化、结构化的指标体系，刻画各国在发展质量、共同安全、文明互鉴与治理绩效等方面对四大倡议的响应程度与贡献水平，回答四大倡议提出以来，世界发生了哪些可观测的变化；二是通过统一的方法论路径和可重复的测度程序，动态识别不同地区、不同类型国家在落实四大倡议过程中的短板与风险点，为完善倡议内容、优化合作路径、提升全球治理效能提供数据基础和证据支撑。

在此背景下，中国当代国势学被赋予新的时代使命：围绕四大全球倡议构建覆盖发展、安全、文明、治理的综合指标体系，形成从理论框架到数据口径再到实证测度的整体方案，系统展示各国在落实四大倡议方面的理念特征与实践成效。通过这一可量化、可追踪、可比较的评估工具，中国当代国势学有望为全球比较研究、政策评估与国际合作提供坚实的知识支撑，使“中国方案”在全球治理中实现从价值倡导向规则表达、从理念输出向绩效评估的全面提升。

三、中国当代国势学的学科内涵与功能定位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相互激荡的时代背景下，中国当代国势学并非对传统某一门单一学科的线性延伸，而是面向国家综合实力和发展势能，系统性地认知、评估、研判和塑造“国势”的综合性知识体系与实践科学。中国当代国势学力图构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⑰与国力研究范式，有助于打破西方在综合国力评估领域的话语垄断，提升中国在全球知识体系中的解释力与规则塑造力^⑱。其核心价值在于：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科学决策工具、人才支撑与战略研判能力，同时为理解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一个系统性的认知框架与分析工具，其学科内涵与功能定位深刻体现了这一时代使命。

（一）学科内涵：跨学科性、系统性和战略性

1.跨学科性。中国当代国势学的知识根基是高度交叉融合的，不以统计学、政治学或国际关系学中的任何一门学科为单一主导，而是有机整合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统计学、大数据科学、区域国别学和国际关系学等多个学科的理论与方法。例如，运用统计学和计量经济学的量化方法构建国家实力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借鉴国际关系理论分析国家治理效能、权力结构与秩序变迁；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对GDP、人口、创新能力、全球价值链位置等宏观与结构性指标进行趋势预测、情景模拟与政策评估。正是这种跨学科的整合，使中国当代国势学得以超越单一学科视角的局限，更好地从整体上把握国家发展与外部环境互动的复杂图景。

2.系统性。中国当代国势学的研究对象具有鲜明的系统性特征。“国势”是一个动态的、综合性的概念，它不同于静态、局部的“国力”或“国情”描述，而是着眼于各种力量要素在时间和空间维度上的组合状态与演化逻辑。其内涵既包括经济规模、科技水平、军事实力等“硬实力”，也包括文化吸引力、制度影响力、国际话语权等“软实力”，更强调二者之间以及不同要素内部的结构关系与互动机制。中国当代国势学尤其关注一国在全球坐标系中的“位势”——在全球产业链、创新链、金融链和治理体系中的相对位置、功能分工与影响力，并致力于刻画这种位势的历史形成过程、现实变化路径及其可能的未来走向，由此揭示国势演进的整体格局与深层逻辑。

3.战略性。中国当代国势学的方法论具有突出的战略性与前瞻性。国势学研究的目的不仅在于描述国家发展的“现状”，更在于把握国家发展的“势能”和“趋向”。通过构建诸如“国势指数”等一系列量化评估工具，对海量、多源数据进行挖掘、整合与综合分析，力图揭示影响国家综合实力的关键变量及其相互作用机制，识别潜在机遇与系统性风险。中国当代国势学将学术研究嵌入国家战略规划、重大政策设计和外部环境研判之中，为国家在重大关节点上的战略抉择提供基于证据的分析支持^⑲。因此，与一般意义上的单学科研究不同，中国当代国势学天然承载着连接学术理论与治国理政实践的功能，其思维方式本质上是全局性的、长远性的和预见性的。

（二）功能定位：“认知-决策-话语-育人”四维融合

1.在认知赋能层面，构建自主知识体系，打破话语垄断。中国当代国势学的首要功能，是构建立足自身实践的自主认知体系，回应并突破西方主导下的国力评估话语框架。长期以来，国际层面的综合国力评价体系多由西方国家设计与主导，其指标选择和权重设定往往隐含特定的价值立场与制度偏好，难以客观、全面地呈现中国的制度优势与发展成效。中国当代国势学的使命，在于创建一套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理论范式与评价体系，将共同富裕、生态文明、和平发展、国家安全、社会治理等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内涵纳入国势分析的基本维度，通过更加真实、立体、全面的量化分析与动态研判，精准描绘中国在世界格局和全球化进程中的历史方位，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提供坚实的学理支撑。

2.在决策支持层面，服务国家治理现代化，提升战略研判能力。中国当代国势学的核心功能，是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专业化、数据化的决策支撑，服务于国家重大战略研判。通过建设集多源数据、先进算法与仿真技术于一体的“中国当代国势学数据研究平台”，可以对科技自立自强、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区域协调发展等重大国家战略进行动态评估、效应模拟与风险预警。例如，借助对全球产业链和创新链的“链位”分析，可以较为精准地识别我国在关键环节上的薄弱点、受制点及潜在突围方向；通过对不同政策组合与发展路径的情景模拟，为决策者提供可比较的量化依据，提升国家治理的科学性、预见性和协同性，推动决策模式从经验主导型向数据驱动型、证据导向型转变。

3.在话语建构层面，塑造融通中外的国势话语体系。中国当代国势学的对外功能，在于以科学化、可量化的研究成果为基础，塑造融通中外的新型话语体系，增强中国在全球议题中的解释力与议程设置能力。中国当代国势学基于客观数据和规范方法形成逻辑严谨的指数体系、评估框架和专题报告，将中国的发展道路、治理绩效与全球贡献转化为国际社会易于理解和检验的表述形式，用可比较的指标和可视化的结果讲好中国故事、阐释中国理念、呈现中国方案。这不仅有助于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解与认同，也有利于在全球发展、安全、治理等议题中提供中国观点、提出中国倡议、贡献中国智慧，积极参与乃至引领相关国际规则的讨论与制定^⑳。

4.在育人塑才层面，培养复合型国势研究与战略人才。中国当代国势学的长远功能，是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培养一批具有全球视野和战略思维的复合型人才。民族复兴是一项长期而系统的历史事业，亟需一代又一代既懂国情世情，又精通数据分析和综合研判的战略型人才接续奋斗。中国当代国势学的学科建设，应与高层次、复合型战略人才培养深度融合：通过设立跨学科专业方向与研究平台，编写体现中国实践特色的核心教材，开设本—硕—博贯通的国势学课程体系，推动统计学、经济学、政治学、国际关系学、区域国别学、数据科学等多学科知识的综合训练，加快培养既能驾驭大数据和复杂模型，又能在国家战略与全球治理层面开展系统分析的新型人才，为国家战略布局和全球参与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²¹。

总之，中国当代国势学以其跨学科性、系统性与战略性的学科内涵，在“认知赋能—决策支持—话语建构—育人塑才”四个维度上实现了有机融合。它既是一门探求国家发展与国势演变规律的基础学问，更是一门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和民族复兴伟大实践的经世致用之学，为提升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参与全球治理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系统性、战略性的知识支撑。

四、建设中国当代国势学新兴学科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一）为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可量化、可验证的知识体系

人类文明形态不是千篇一律的，各民族在发展进程中创造了具有自身特点和标识的文明，各种文明之间是平等的，没有优劣之分，每一种文明都对人类现代化进程都有独特的影响。世界大变局下，面对人类文明向何处去等重大时代话题，中国式现代化积极回应各国人民的普遍关切，着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断增进人类共同利益，旨在促进世界各国共同繁荣，是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从理论范式与实践创新等方面为破解人类共同难题提供了“中国方案”，代表着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

中国当代国势学立足这一文明视野，其学科特征体现在对“定性与定量、历史与现实、宏观与微观、国内与国际”的综合统筹与动态对比。通过坚持量与质、结构与功能、国内与国际的统一，它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和中国式现代化实践转化为可度量、可比较、可验证的知识体系，不仅为系统认识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统计表达与分析工具，也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现代化道路提供可借鉴的理论参照与方法框架。

（二）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提供可借鉴、可推广的理论体系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各国纷纷开启现代化建设的探索，是实行私有制的“西方模式”，还是实行公有制的“前苏联模式”，成为摆在每个国家面前的重大选项。历史铁律表明，一味的照搬照抄必然带来“水土不服”和“移植失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我国基于自身国情和现代化建设目标，探索出来的独特发展方式²²。它既发挥了有为政府的积极作用，也释放了市场经济的创造力，构建了不同于欧美国家资本主义体制的基本经济制度²³。可见，明确且清晰地界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重大成果，为其他类似国家经济健康持续发展提供“中国经验”²⁴。

中国当代国势学是面向国家治理与国际比较的新兴学科，围绕以人为本、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推进科技创新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核心要求，构建统一口径的指标体系，贯通证据、评价、应用三个环节，通过对投入、产出、绩效、民生感受等维度的系统刻画，在国家、区域、行业、政策多层级开展持续监测、阶段性评估与政策复盘，把有效做法转化为可观测、可比较、可检验的标准与模板，并外化为制度性规则供给，形成可借鉴、可推广的评估框架，为类似发展中国家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现代化道路提供可借鉴的制度范式和实践样本。

（三）为新兴经济体发展提供可超越、可兼容的评估框架

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经济增长陷入低谷并面临多重风险挑战，以传统西方经济理论为指导的经济政策实践效果欠佳，在新兴经济体的发展过程中，有些经济体按照西方经济理论来进行政策指导，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中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价值理念，以中国国情为基础构建高质量发展统计体系和新发展理念的观测体系，开辟了从“中国之治”到“世界共治”的道路，具有鲜明的自主性与内生性，为其他经济体发展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

中国当代国势学以统计现代化与数据工程为支撑，将GDP纳入人民福祉最大化、代际可持续与国家安全的综合目标函数之中，围绕质量、结构、公平、生态、安全、治理等主轴，构建福祉核算、链位评估与创新能力刻画、资源环境成本测算、共同富裕测度等核心模块，遵循流量与存量、水平与进度、绝对与相对、客观与感受的配对原则，按发展阶段设定优先序与阈值，给出可操作的制度工具与政策建议，能够把我国高质量发展的实践经验，提炼为可推广的“中国智慧”。

五、加快构建中国当代国势学新兴学科体系

（一）构建“识势兴邦”的自主知识体系

1.挖掘标识性的概念。一是从对“国家显著事项”的传统国势分析，沉淀出了“国势研判”、“真实链位”等核心概念群，用于对国家总体实力和发展位势进行全面综合识别。二是提出“碳排放国别责任测度”、“文明测度”等评价，修正西方既有话语体系，以“真实链位论”定位国家在全球化链条结构中的位势²⁵。

2.拓展原创性的理论。一是把国家作为研究本体，强调理论与测度的可比较性与可移植性，在经济、制度、文明、生态等多个维度中构建本体理论体系。二是基于平等与包容性的价值论，在国势评判与文明测度中，在尊重差异的前提下，提出公平责任、环境正义与多元发展的共同价值框架。

（二）构建“可信可比”的话语体系

1.建立中国立场的话语体系。一是强化中国当代国势学理论叙事创新功能，以讲清楚国势研判在文明形态测量中可行、市场经济评价中可用、GDP测度中可信的应用，在“世界语态”中发出中国声音²⁶。二是强化中国当代国势学内容叙事创新，展现世界百年大变局下的“中国之理”、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下的“中国之治”、新发展理念下的“中国之路”，建立本体话语体系²⁷。

2.发挥独特的传播方式。一是以中国当代国势学的标准化、模型化、平台化为基础，基于国家发展逻辑和人类共同命运的系统表达，通过对全球国势比较和世界格局的精准研判，传播“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大国形象。二是以中国当代国势学数据体系构建，全球测度标准制定等方式，推动指标工具的国际认证与话语产品的跨文化传播。

（三）构建“交叉融合”的方法论体系

1.建立适应时代的数据体系。一是优化数字经济增加值核算、数字经济指标体系的构建和数字经济指数、数字经济卫星账户三类数字经济的测度方法，提升数据处理的效度。二是运用人工智能算法对重大突发事件进行实时分析，克服传统数据“失真、失声、失重”的问题，提高统计效能。

2.催生学科融合的新方法。一是打通统计学、经济学、系统科学和数据科学等多学科的边界，形成交叉融合的新研究范式。二是增强数据驱动与人工智能赋能，贯通数据资源化、理论范式化、决策工具化、传播大众化流程，重塑统计研究新方法。

（四）构建“经世致用”的实践应用体系

1.服务科技前沿和新业态的核算。一是聚焦量子科技、生命科学、人工智能、物质科学和空间科学等前沿科技领域的应用，建立完善的数据采集、处理和分析新平台，将新发展动能、新发展势能、新发展质效纳入国家创新体系核算。二是围绕不断涌现的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运用机器学习、深度学习等先进技术，在科技创新、环境治理、共同富裕、文化软实力等国势方面开展核算。

2.推进新发展格局和新质生产力的统计。一是监测国内大循环的内在稳定性和长期成长性对冲国际循环的不确定性，形成国势研判对比基准。二是评估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效度、科技自立自强发展的程度、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进度，为高质量发展监测提供可信观测体系。三是建立新质生产力的统计监测体系，加强对消费投资，社会民生等领域的统计监测。

六、结语

中国当代国势学是在系统继承中国古代国势思维、近代国势学派和现代统计核算体系基础上，面向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重构而成的一门新兴交叉学科。它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根本价值指引，以国家实力与发展态势的综合研判为核心关切，坚持定性与定量、历史与现实、宏观与微观、国内与国际的统一，推动国势分析实现“超越GDP”的多维转型，覆盖政治、经济、科技、军事、文化、社会治理、生态环境和数字竞争力等关键领域。

立足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进程，中国当代国势学强调科学性和国际可比性，充分融合统计学、计量经济学、数据科学与人工智能等方法，构建可度量、可比较、可追踪的国势分析框架；通过“识势兴邦”的自主知识体系、“可信可比”的话语体系、“交叉融合”的方法论体系和“经世致用”的实践应用体系，为新发展理念贯彻落实、高质量发展推进以及四大全球倡议实施提供系统的度量工具与决策支撑。

可以预期，随着相关理论研究的持续深化、指标体系的不断完善以及学科建制的逐步健全，中国当代国势学将成长为一门既能够深刻解释“中国之变”、又能够积极参与塑造世界之变的重要学科，为提升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和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提供持续的战略智慧与学理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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