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共同富裕不仅是经济发展的目标，也是社会政策和治理的重要方向。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实现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要求，也是中国式现代化最鲜明的特色[1]。共同富裕已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议题之一，共同富裕不仅是收入平等的追求，更涉及到社会公平、区域协调发展、文化认同和生活质量的全面提升。与传统的“增长导向型”发展模式不同，共同富裕追求的是共享与均衡，即如何让全体国民都能享受到经济增长带来的红利，通过合理的资源配置减少贫富差距、缩小区域发展不均等问题。
共同富裕不仅是经济政策，更是社会治理的综合体现。它要求国家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应着力保障人民基本生活水平的提升，特别是低收入群体的生活质量。因此，如何科学地衡量共同富裕的实现程度，并与国际先进经验进行比较，成为学术研究和政策制定的重要课题。
1. 1. 国际测度指标
共同富裕的实现不是单一维度的目标，而是一个多维度的系统工程[2]。国际社会对共同富裕的测度主要围绕收入差距、社会福利等综合指标。
收入差距是衡量共同富裕的重要指标之一。最常用的衡量收入差距的工具是基尼系数（Gini Coefficient），它反映了社会财富在不同人群之间的分配状况。基尼系数越接近0，表示收入分配越平均，越接近1，则表明收入差距越大，联合国警戒线为0.4。2024年中国的基尼系数约为0.465，这表明中国的收入差距较大，但相较于其他发展中国家，已经有了显著改善。
此外，收入分位比（P90/P10 ratio）也是衡量收入差距的重要指标。该指标指的是富裕群体（如收入水平超过90%的人群）与贫困群体（如收入水平低于10%的人群）之间的收入比值。表1列出了中国、瑞典、美国、德国四个国家的收入分位比，可以看出在中国，P90/P10的比例较高，这表明中国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与高收入群体之间存在较大的差距[3]。
表1 部分国家P90/P10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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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 |
P90/P10 比例 |
数据年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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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
约10:1 |
20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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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 |
约4:1 |
20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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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
12.7:1 |
2023 |
|
德国 |
3.8：1 |
2023 |
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基础性条件。公共教育、医疗、住房和社会保障是影响民众生活质量的关键因素。在国际上，公共服务的普及程度通常通过公共支出占GDP比例来衡量。根据OECD（2021）数据，瑞典的公共支出占GDP比例高达26.5%，而中国的这一比例为15%左右，表明中国在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方面仍存在显著差距。
人类发展指数（HDI）是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在《1990年人文发展报告》中提出的，用以补充单一的人均GDP衡量体系，来界定一个国家是否属于发达国家。它是一个综合性的衡量人类福祉的指标，该指数由健康长寿、知识的获取和生活水平三部分内容构成（见图1）。人类发展指数在0—1之间，越接近1，反映人类发展水平越高。该指数与社会福利高度相关，即社会福利的提高也会伴随人类发展指数的提高。2025年发布的《人类发展报告》中，瑞典和德国分别排名第5名、第7名，HDI分数分别为0.952，0.950，属于极高人类发展水平（Very high human development）；中国排名第78位（见图2），HDI分数是0.797分，属于高人类发展水平（High human development）。
图1 HDI主要构成
图2 2025年部分国家HDI指数
1.2中国测度指标
中国官方对共同富裕的测度注重全面性和中国特色，既包括国际通用的收入分配指标，也增加体现中国发展阶段和政策重点的指标。《科学构建共同富裕的阶段性评价指标体系》遵循科学性、前瞻性、系统性和可行性原则，从“富裕”和“共同”两个准则层构建出包含1个目标层、2个准则层、6个一级指标、16个二级指标、64个三级指标的共同富裕阶段性评价体系（见图3），涵盖收入、就业、教育、文化、健康、住房、环境等领域[4]。这一体系突出以下几方面：
图 3 共同富裕的评价指标体系
居民收入及其分配：居民收入水平和结构是共同富裕成效的直接反映。中国常用人均可支配收入及其中位数、不同群体收入占比等指标。2024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41314元，其中位数34707元，后者约为平均数的84%，表明收入分布的偏态程度尚属温和。同时，城乡差距也在缩小，2024年城镇居民人均收入是农村居民的2.51倍。这些指标都是衡量共同富裕进展的重要刻度。特别地，城乡居民收入比直接反映城乡融合发展程度，官方将其作为共同富裕的重要考核指标之一。
区域发展差距：东中西部和城乡之间的发展不均衡是我国共同富裕面临的突出问题，因此指标体系中也包括地区人均GDP、城乡发展协调度等。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到2035年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力争达到发达经济体水平，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显著缩小，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建成现代化经济体系。目前统计公报显示东部地区人均GDP和公共服务水平均显著领先中西部，但通过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振兴东北等战略，区域差距呈缩小态势[5]。指标上可体现为中西部人均GDP相对于东部的比值提高、各地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指数提升等这些指标均被纳入共同富裕监测范畴内。
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共同富裕追求“橄榄型”社会结构，即中等收入群体占多数[6]。中国官方多次强调“做大做强中等收入群体”，并将中等收入群体的人口比重作为衡量指标之一。目前我国中等收入群体（按照国家统计局根据我国国情和居民生活质量提出的标准年收入10万-50万元户计）比例还需进一步提高，相应地，其比重目标和增长率成为评价共同富裕的重要指标。
基本公共服务普惠性：中国共同富裕指标体系突出“幼有所育、学有所教、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民生目标[7]。因此，教育普及率（学前毛入园率、义务教育巩固率、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医疗保险覆盖率、每千人医生数、养老保险参保率、住房自有率等具体指标均被纳入。例如，截至2024年全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稳定在95%以上，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5.9%，这些指标的进一步提升意味着公共服务更加均等化，对于共同富裕至关重要。国家发改委等部门发布的《国家基本公共服务标准（2023年版）》也要求建立公共服务清单和标准，通过指标监测各地区公共服务均衡水平，以督促补齐短板。
共同富裕综合指数：一些研究机构和地方政府探索构建综合指数来量化共同富裕进程。例如有学者如徐振宇等（2024）在厘清共同富裕理论内涵的基础上，兼顾指标的全面性与可得性，构建由富裕性、共享性、托底性三个一级指标构成的共同富裕评价指标体系[8]，孙学涛和吴梵（2025）运用熵权TOPSIS法测算样本个体共同富裕子指标及共同富裕指数[9]，冯苑和聂长飞（2024）采用纵横向拉开档次法对共同富裕指数进行测度[10]，以上研究得出的结果显示我国共同富裕程度具有“东高西低 、 南高北低 ”的分布特征，地区差异明显。共同富裕综合指数有助于纵向跟踪和横向比较共同富裕的整体实现程度。不过，官方尚未明确统一的共同富裕指数，更多是采用上述分项指标体系进行监测评估。
总之，中国在共同富裕测度上既采用了国际通行的收入分配、发展水平指标，又结合自身国情增设了体现城乡区域均衡发展和全民共享发展的指标。通过中央监测与地方试点相结合的方式，中国正在逐步完善一套分层分类的共同富裕评价体系，为政策落实提供依据。
在全球范围内，不同国家根据自身国情不同来寻找实现共同富裕的道路，这些道路都具有这些国家的特色，但在目标上是一致的，都是追求更加公平、包容和可持续的发展。考虑制度类型、共同富裕实践的路径、国际影响力、数据的可获得性四个因素选择北欧、美国、德国和中国，以便可以更清楚地明白不同制度背景下的政策逻辑与实施成效。
2.1. 北欧模式：高福利与高税收的均衡之道
瑞典、挪威、丹麦等北欧国家是以 “高税收 - 高福利 - 高公共服务” 为特征的发展模式。税收方面，个人所得税率普遍超 40%，企业所得税在22% 左右，为福利体系提供充足的财力支撑。福利贯穿一个人的学前教育到养老服务全生命周期。以瑞典为例，在教育方面除了实行免费高等教育，学生每月还可获得政府补贴；在医疗方面，瑞典全民免费医疗保障，仅需支付少量挂号费便可就医。
在测度上，北欧国家将公共服务可及性纳入核心指标，建立详细的有关社会服务的指数，监测不同地区居民获取托育、养老服务的差异，确保福利分配无死角。不过，这种模式也面临财政压力大、高税收抑制企业创新动力等挑战。
2.2. 美国模式：效率优先下与公平不足的矛盾
美国强调市场经济。在初次分配环节中高度依赖市场机制，高管与普通员工收入差距悬殊。再分配环节，2023年美国社会保障支出占 GDP 比重约为21.7%，远低于北欧国家，且商业保险是主要方面[9]。这种机制虽然推动了科技创新和高收入岗位产生，但基尼系数长期高于0.4，贫富差距持续扩大。在测度上，美国更侧重经济增长和就业数据，对社会公平性指标关注相对不足，导致政策制定对低收入群体支持力度较弱，社会撕裂现象频繁。
2.3. 德国模式：产业强国与教育协同发展
德国凭借强大的制造业和其独特的 “双元制” 职业教育体系，让学生在企业实践和职业学校学习中掌握专业技能，做到毕业即就业，有效降低青年失业率，实现了经济发展与社会公平的平衡[10]。此外在社会保障方面，覆盖医疗、养老、失业等领域，为社会稳定提供重要支撑。在测度上，德国注重区域协调发展，指标体系中包含职业培训参与率、制造业就业占比等指标，以评估产业政策对就业和收入的影响，力图通过产业政策带动公平，实现经济效率与社会正义的双赢。 虽然“双元制”支撑了德国的社会公平和产业稳定，但该制度也在面临着企业培训投入萎缩与技术工人短缺加剧的双重压力，同时其高福利社会保障体系在人口老龄化冲击下日益承压，社保缴费率持续攀升挤压劳动者实际收入与企业竞争力。
2.4. 中国模式：特色道路的探索与实践
中国立足国情，构建了包含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多维度的共同富裕指数，浙江共同富裕示范区作为试点，按照6个维度、28 项二级指标、60 项三级指标精准测度。政策层面，中国采取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强调公平、三次分配鼓励慈善的组合方式，逐步缩小收入差距[11]；同时，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开展乡村振兴行动，推动东部与西部、城市与农村协同发展。2024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 23119元，增速连续多年高于城镇居民。尽管中国基尼系数高于北欧国家，但国家统计局数据表明中国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已超 4 亿人，且在数字经济、绿色发展等新领域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此外，中国通过精准扶贫、脱贫攻坚，使近 1 亿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历史性消除绝对贫困，不仅书写了人类减贫史上的壮丽篇章，更为全球减贫事业提供了中国方案。
综上，发达的北欧国家在共同富裕各维度均表现突出：收入分配平等、全民享有高水平的教育医疗、社会流动顺畅、民众主观幸福感强，可以说较好地实现了共同富裕理念，但这建立在高税收、高福利和社会共识基础上。美国拥有高人均收入和丰富财富，但分配失衡、社会阶层固化等使得共同富裕程度打折扣，一定程度上印证了“先富未能带动后富”的困境。中国的情况介于两者之间，近年来大力改善民生、缩小贫困取得显著成效，但仍存在收入和区域差距较大、公共服务不均等问题。在迈向共同富裕的道路上，中国既有自身制度优势，也需直面上述差距，通过借鉴国际经验制度创新来弥补短板。
共同富裕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系统工程。国际比较显示，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模式：中国需要在汲取北欧高福利政策和美国创新活力经验的同时，立足自身国情摸索出符合超大经济体和转型社会特点的道路。在未来征程中，只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统筹效率与公平，在做大“蛋糕”的同时分好“蛋糕”，就一定能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美好愿景。参考国际经验并不断创新实践，中国的共同富裕之路前景可期。
参考文献
[1] 求是网：《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
[2] 许小玲.共同富裕目标下中国相对贫困的治理机制与政策指向[J].学习与实践,2022,(08)
[3] 纪园园,宁磊.相对收入假说下的收入差距对消费影响的研究[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8,35(04)
[4] 科学构建共同富裕的阶段性评价指标体系_人民论坛网·国家治理网
[5] 孙诗瑶.我国区域四大经济板块发展水平评价及比较研究[J].开封教育学院学报,2015,35(03):270-271.
[6] 李军鹏.以共同富裕政策推动形成“橄榄型”社会结构[J].行政管理改革,2022,(06)
[7] 辛向阳.以成熟定型的制度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20,(06)
[8] 徐振宇,周智翔,孔新兵,等.我国共同富裕评价指标体系及测度——基于省级行政区与区域层面的探讨[J].统计研究,2024,41(03):3-17.
[9] 孙学涛,吴梵,王兴国.新质生产力视角下共同富裕的指标测度、宏微观异同及时代特征[J].农村经济,2025,(02):86-95.
[10] 冯苑,聂长飞.共同富裕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与实证测度[J].统计与决策,2024,40(02):73-77. 2024.02.013.
[11] 李玲.公共政策视角下我国居民收入差距问题研究及国际借鉴[D].华中师范大学,2015.
[12] 张富禄.德国制造业转型发展的基本经验及启示[J].中州学刊,2019,(03):2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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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
图2：hdr.undp.org
图3：科学构建共同富裕的阶段性评价指标体系_人民论坛网·国家治理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