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列介绍：
经济统计著作系列推文将深入浅出地解读国际上具有影响力的经济统计著作。除出版社出版的经济统计著作以外，也包括国际组织（OECD、UN、World Bank、IMF、EU 等）出版的部分经济统计方法论手册和专题论文集，经济统计学主题的博士论文，经济研究机构的部分 Working Paper（工作论文）。
著作信息：
Political Arithmetic: Simon Kuznets and the Empirical Tradition in Economics. 2013. Vol. 46. NBER Series on Long-Term Factors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https://www.nber.org/books-and-chapters/political-arithmetic-simon-kuznets-and-empirical-tradition-economics
《Political Arithmetic: Simon Kuznets and the Empirical Tradition in Economics》英文原版封面
《Political Arithmetic: Simon Kuznets and the Empirical Tradition in Economics》这本书，既是一部个人传记，也是一份学科反思；讲述的不仅是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的一生，更是20世纪经济学如何一步步摆脱“扶手椅上的思辨”，转而用数据、统计与可验证的命题回答“国家怎样富裕起来”这一宏大问题。
我们之所以需要这样一本书，是因为今天的世界已把“GDP”“增长率”“结构转型”等词汇当成了公共讨论的常识，却很少有人追问：这些概念最初是谁提出的？它们如何在危机与战火中被锻造为政策工具？又如何在数十年里经受住数据缺陷、意识形态冲突与时代变迁的考验？库兹涅茨正是这一整套“政治算术”传统的总设计师——他既亲手搭建了国民经济核算的脚手架，又以数十年的跨国比较研究示范了如何用数字讲述经济史，更以一位严师的身份，把“数据不能撒谎，但也绝不能轻信”的戒律写进了经济学的血脉。
本书分为三大篇章。第一篇章回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展示工业化、社会冲突与大学改革如何催生第一批“学院经济学家”，并促成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的诞生。第二篇章循着大萧条与二战的硝烟，揭示国民经济核算怎样从学术手稿变成罗斯福新政与马歇尔计划的“作战地图”。第三篇章则上升到方法论：库兹涅茨如何把测度技术、理论建构与政策需求编织成一套可复制的科学程序，并留下一个至今仍在扩张的知识帝国——从“倒U曲线”到“亚洲奇迹”，从计算机时代的生产率悖论到未来老龄化社会的增长议程。
19世纪美国经济的方向盘握在政商领袖、牧师和记者的手里，学院派经济学家几乎缺席。工业化狂飙突进，卡内基钢铁、标准石油等托拉斯横扫市场，1877年铁路大罢工的鲜血第一次让人们意识到：没有系统的数据与专业分析，政策只能在愤怒与混乱中打转。这一真空不仅延缓了社会矛盾的解决，也暗示了一个新命题——当技术与资本的规模远超政治经验时，国家治理必须引入新的认知工具，否则每一次繁荣都将孕育下一次危机。
19世纪末，宗教领袖率先转身。威斯康星大学校长巴斯科姆提出“贫困是社会之罪”，州长拉福莱特聘请经济学家康芒斯，用实地调查数据在1905年推出美国最早的铁路监管法和工人赔偿法。“大学—政府”合作由此制度化，也第一次证明：冷冰冰的数字可以软化最坚硬的政治僵局。更深刻的是，这场合作把“实证研究”从学术修辞变成了立法程序的一部分，为后来任何重大政策辩论奠定了“先拿数据，再谈立场”的潜规则。
1917年美国仓促参战，却发现连军工与航运的基本数据都没有。哈佛商学院院长盖伊的“中央统计局”用临时统计表指挥战时物资，赢得军方和企业的一致惊叹。战争一结束，洛克菲勒基金会立刻把这一临时机构永久化，1920年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挂牌，1921—1922年第一份全美国民经济核算报告出炉，误差仅2%。从此，国民经济核算不再是学者案头的草稿，而成为国家治理的常备听诊器。它的真正革命性在于：当“经济总量”可以被年复一年、分行业、分阶层地追踪时，政府第一次获得了在和平时期也能像战时一样精准动员资源的能力，也为日后宏观调控和全球比较奠定了共同语言。
1929—1933 年，美国 GNP 下跌三成、失业率攀至四分之一，胡佛政府却仍在“自愿合作”的陈词滥调里兜圈子。真正让国会坐不住的，是没人说得清到底多少工厂停工、多少家庭断炊。1932 年 6 月，参议院一纸紧急决议，把 NBER 的库兹涅茨“借调”进商务部。十六个月后，他交出厚达 157 页的《国民经济核算 1929—1932》，首次把全国收入按产业、地区、要素拆分，误差不超过 3%。这份报告像一束 X 光，照见了罗斯福新政的“病灶”——《工业复兴法》的产量配额、《农业调整法》的限产补贴、《公共工程署》的基建清单，每一笔支出都能在表格里找到对应的闲置资源。更重要的是，它用冷冰冰的数字击碎了“市场自动复苏”的神话，让华盛顿第一次意识到：没有量化诊断，任何宏观干预都只能是盲人摸象。
1940 年 5 月，罗斯福在“民主兵工厂”演说前，已让国防顾问委员会秘密算了一笔总账：若把失业压到 3%，GNP 可抬到 2000 亿美元，军工最多吃 44%，民用必须勒紧 28% 的腰带。钢铁巨头起初拒绝扩产，库兹涅茨团队用国民经济核算证明战后民用需求足以消化新增产能，才换来 1941—1943 年钢产量四成增幅。1942 年，陆海军喊出“一年六万架飞机”的天文数字，又是库兹涅茨的投入-产出表指出铝材瓶颈：超过 5.5 万架将挤占电缆，结果是“飞机无电线”。罗斯福最终按下“经济可行键”，避免了英国早期“坦克无履带”的闹剧。这段插曲揭示了一个更宏大的命题：当国家进入总体战，资源的稀缺性不再由价格信号决定，而由一张跨部门的国民经济核算棋盘重新调度——经济学第一次证明，它不仅能解释战争，还能赢得战争。
1947 年，国会面对满目疮痍的欧洲，质疑 120 亿美元马歇尔计划是否无底洞。内森团队再次祭出国民经济核算：只要 1948 年欧洲 GNP 恢复到 1938 年的九成，美国援助即可四年内体面退出；若继续压制德国工业，整体缺口反而放大三成。数据说服国会松开枷锁，1952 年西欧工业产出比战前增长 35%，马歇尔计划提前一年收官。1947—1955 年，库兹涅茨牵头为联合国制定《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把 GNP、NNP、可支配收入等术语标准化；日本、韩国直接复制模板，为随后“东亚奇迹”铺设可追踪的数字轨道。至此，国民经济核算完成了从“国家体温计”到“全球公共品”的蜕变：它不仅描述世界，也塑造世界——当增长与分配的坐标被统一，冷战双方、战败国与新兴国第一次拥有了同一种谈判语言，经济学正式登上了国际政治的舞台中心。
库兹涅茨留给后人的首先是一套可质疑、可复现的方法论。他坚持“概念先行—数据批判—敏感度检验”的三步曲：先界定国民经济核算是否包括家务劳动与政府服务，再追问每条原始序列的出生证明与潜在偏差，最后用代数恒等式反复拧干数据，直到结论在合理误差区间仍屹立不倒。1952年，他用这套办法推翻“早期工业化导致人均下降”的旧说，直接催生1960年代计量经济史的爆发；而在哈佛、宾大的课堂上，他让学生带着1890年工厂工资簿逐行比对墨迹、缺页，亲手体验“数据考古”。这种把测量当实验、把课堂当法庭的训练，使经济学第一次拥有了自我纠错的科学气质。更重要的是，它向整个社会科学宣示：任何宏大叙事都必须先通过“可证伪”的窄门，否则再华丽的理论也只是修辞。
1978年，NBER新任CEO费尔德斯坦启动“美国经济发展研究”（DAE），将西蒙·库兹涅茨的微观长时段传统升级为现代大数据工程：1830—1940年联邦军老兵15 000变量/人、1815—1980年女性收入曲线、跨世纪家庭与企业追踪，全部上网开源。同步运行的“收入与财富研究会议”（CRIW）则在五十年里出版70卷专著，把国民生产净值、可支配收入等术语写进联合国1953年SNA，并在1996年推动“博斯金委员会”承认官方CPI因忽视质量改进而年均高估1.1个百分点。从手抄卡片到云端API，库兹涅茨方法不再属于个人，而成为各国统计局与世界银行的共同母语。这一转变的深层意义在于：当数据生产和规则制定权不再分散于个人或小圈子，而是被置于公开、可复制、可质疑的制度框架内时，经济学才真正拥有了公共品属性——它不再是“聪明人”的专利，而是任何社会成员都能调取、检验与改进的公共知识库。
1960年代日本、韩国照抄库兹涅茨模板建立国民经济核算，为世界银行1993年《东亚奇迹》提供可比口径；皮凯蒂把1950年代的分位数方法扩展到1910—2010年，发现“倒U曲线”在1980年后掉头向上，重燃全球财富税辩论；CRIW 2018年专题研讨“谷歌、亚马逊产出如何计入GDP”，沿用他当年对“服务边界”的追问，将碳排放账户纳入2008年SNA卫星体系。今天，当我们用同一套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比较美中增长、用同一行代码复现1860年人口普查时，仍在重复库兹涅茨写下的语法：先定义、再测度、后政策——数字不再是冷冰冰的符号，而是跨越文明与意识形态的共同谈判桌。更值得注意的是，这套语法在全球化时代已承担起“元治理”功能：它让不同政治制度、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得以在同一坐标系里描述自己的处境、质疑他人的方案，从而避免回到19世纪那种靠枪炮或意识形态裁决经济真理的野蛮状态。
《Political Arithmetic: Simon Kuznets and the Empirical Tradition in Economics》犹如一幅细腻的历史画卷，勾勒出20世纪经济学的宏大叙事与微观细节。西蒙·库兹涅茨，这位智慧的摆渡人，用他的知识与洞察，引领我们穿越经济理论的迷雾，抵达实证研究的彼岸。他的思想如璀璨星辰，照亮了经济学的夜空，为后人提供了无尽的启迪与指引。从国民经济核算的奠基，到经济增长理论的探索，再到经济政策的精妙分析，库兹涅茨的每一步都踏在时代的节拍上，奏响了经济学发展的华美乐章。书中对库兹涅茨学术生涯的回顾，恰似一场穿越时空的对话，让我们仿佛能听到他与历史的低语，感受到他对数据的敬畏与对真理的执着追求。他的研究，如同一座座知识的灯塔，不仅为理解经济增长的奥秘提供了方向，更为经济学的实证传统注入了不竭的动力。
在全球化的浪潮中，技术的飞速进步与人口结构的深刻变化，都在不断地验证着他的远见卓识。他的思想，如同古老的诗篇，历经岁月的洗礼，愈发显得珍贵与深邃。《Political Arithmetic》不仅是一部学术著作，更是一曲对知识与智慧的赞歌。它以严谨的笔触，书写了经济学的辉煌篇章，同时也以艺术的笔法，描绘了库兹涅茨这位伟大经济学家的精神肖像。在这本书中，我们不仅能读到经济学的理论与数据，更能感受到思想的力量与时代的温度。这是一部值得每一位经济学爱好者与研究者反复品读的经典之作，它将永远激励着我们在知识的海洋中，勇敢地探索，不懈地追求。正如库兹涅茨在领取诺贝尔奖时所言，“测度从来不是冷冰冰的数字，而是对人类社会可能走向的一种负责任的想象。”我们希望读者在合上书卷时，能够带着同样的想象，重新审视眼前这个被数据环绕的世界——并意识到，每一次“增长”的背后，既有一代代学者的艰辛丈量，也有一个民族在危机中对自身命运的艰难抉择。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成立于1920年，是一个私人、非营利性质的经济研究机构，总部位于美国马萨诸塞州剑桥市。NBER以收集和整理经济数据、开展经济研究以及分析经济形势为主要职能。它拥有庞大的经济数据库，涵盖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多个方面，为研究人员提供了丰富的数据支持。NBER还聚集了众多顶尖经济学家，围绕宏观经济政策、金融市场、劳动经济学、国际贸易等众多领域展开深入研究，并通过分析经济指标来确定美国经济周期的起止时间点，是美国经济衰退和扩张的官方认定机构。
NBER在学术界和政策制定领域具有深远的影响力。其研究成果在学术界备受推崇，许多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都与该机构有着密切联系，其工作论文和研究报告为全球经济学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和启发。同时，NBER的研究也为美国政府制定经济政策提供了重要依据，政府官员会根据其研究报告调整政策方向，以应对经济变化。NBER的研究方法和理论成果还被广泛应用于其他国家的经济研究中，促进了全球经济研究的发展。通过举办各类学术会议和研讨会，NBER也为全球经济学家提供了交流合作的平台，推动了经济学的前沿发展。
NBER的研究成果主要通过工作论文、研究报告以及学术会议等形式呈现。工作论文是研究人员尚未经过正式学术期刊同行评审的研究成果，这些论文会在NBER网站上公开发布，涵盖各种前沿的经济研究主题。专题研究报告则针对特定的经济问题或政策进行深入分析，为政策制定者提供参考。NBER定期举办的学术会议和研讨会吸引了全球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的参与，研究人员在会议上分享最新研究成果，讨论经济热点问题，促进了学术交流和思想碰撞。
Robert William Fogel
Robert William Fogel（1926年7月1日—2013年6月11日），美国经济学家，与Douglass C. North共同获得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表彰其将历史计量学方法（cliometrics）应用于经济史研究的贡献 。Fogel毕业于康奈尔大学（1948年，主修历史，辅修经济学）、哥伦比亚大学（1960年，经济学硕士）及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1963年，经济学博士），曾任教于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罗切斯特大学和芝加哥大学，并曾任芝加哥大学Charles R. Walgreen杰出服务教授、美国制度研究中心主任及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美国经济发展”项目主任 。
Fogel的研究挑战了传统观点，例如其1964年出版的《铁路与美国经济增长》指出铁路对19世纪美国经济增长的贡献被高估，而1974年与Stanley Engerman合著的《苦难的时代：美国黑奴经济学》认为奴隶制在经济上是高效且盈利的，其崩溃源于政治而非经济原因 。后续作品包括《未经同意或契约：美国奴隶制的兴衰》（1989），该书对奴隶制进行了道德谴责并澄清了早期研究。
Enid M. Fogel
Enid M. Fogel（1923–2007）曾任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原Graduate School of Business）学生事务副教务长，丈夫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Robert William Fogel。她曾是Robert Fogel的研究助手，在其职业生涯中给予了极大支持，包括协助图书馆档案研究工作，并在其非传统观点引发争议时提供自信与建设性批评。Enid Fogel还曾在罗切斯特大学和哈佛大学工作，并在哈佛获得教育学硕士学位，担任过哈佛暑期学校学生事务长等职务。她与丈夫共同撰写了《Political Arithmetic: Simon Kuznets and the Empirical Tradition in Economics》（2013年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并计划撰写《The Transformation of Economics, 1914–1980: Interviews with Economists》。此外，Enid Fogel与丈夫每年为布斯商学院少数族裔学生举办晚宴，并在1990年代代表芝加哥大学前往欧洲和亚洲宣传新的EMBA项目。
Nathaniel Grotte
Nathaniel Grotte 现任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 Center for Population Economics 副主任，兼任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研究员，长期聚焦高层领导力培养、成人教育及政策咨询，曾为 WittKieffer 等机构提供高管领导力发展方案。学术上，他与 Robert 和 Enid Fogel 合作出版《Political Arithmetic: Simon Kuznets and the Empirical Tradition in Economics》（2013）及《The Changing Body: Health, Nutrition, and Human Development in the Western World since 1700》，延续并拓展了 Kuznets-Fogel 的计量经济史研究传统。
Mark Guglielmo
Mark Guglielmo 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原 Graduate School of Business）经济史/人口经济学博士毕业生，现任芝加哥大学人口经济研究中心（CPE）高级研究专员，长期利用 19-20 世纪美国微观面板数据研究劳动市场、健康与经济发展的交互作用，与诺贝尔奖得主 Robert Fogel 合著《Political Arithmetic: Simon Kuznets and the Empirical Tradition in Economics》（2013，芝加哥大学出版社）。他曾任 Bentley 大学经济学助理教授，并在结束 33 年金融服务生涯后，与妻子共同创立 Green Halo Scholars 奖学金项目，专注辅导第一代大学生完成大学申请与职业规划。
文献来源
图片来源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BD%97%E4%BC%AF%E7%89%B9%C2%B7%E7%A6%8F%E6%A0%BC%E5%B0%94/11052244
https://wittkieffer.com/consultants/nathaniel-grotte
https://greenhaloscholars.org/mark-guglielm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