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系列介绍
经济统计著作系列推文将深入浅出地解读国际上具有影响力的经济统计著作。除出版社出版的经济统计著作以外，也包括国际组织（OECD、UN、World Bank、IMF、EU 等）出版的部分经济统计方法论手册和专题论文集，经济统计学主题的博士论文，经济研究机构的部分 Working Paper（工作论文）。
二、著作信息
Aghion, Philippe, and Steven Durlauf. 2005. Handbook of Economic Growth. 1A. In Handbooks in Economics 22, 1A. Amsterdam Heidelberg: Elsevier.
《Handbook
of Economic Growth Volume 1A》
英文原版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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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著作的核心定位是为专业研究者和高阶研究生提供经济增长研究的全景式参考与教学辅助工具。它聚焦“经济增长”核心主题，整合理论、实证与政策分析，既总结已被广泛认可的研究成果，又纳入最新期刊论文和讨论稿中的前沿进展，全面呈现该领域的研究现状与核心脉络。其核心目标是揭示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跨国差异以及制度与技术的关键作用，搭建起连接学术探索与实践应用的桥梁，为后续研究和政策制定提供严谨且实用的分析框架。
著作的编撰背景与经济增长研究的发展历程深度绑定。经济增长作为经济学的核心议题，虽历史悠久，但在索洛新古典增长模型奠定基础后的数十年间，经历了从外生技术假设到内生增长理论的突破，1980年代后更是涌现出关于创新、制度、人力资本等多维度的研究热潮。面对领域内日益丰富的理论分支、实证方法与跨学科关联，该书应运而生，旨在整合新古典主义、熊彼特主义、发展经济学等多学派观点，解决传统理论与实证研究的割裂问题，同时回应“跨国收入差异”、“技术扩散”、“制度作用”等关键谜题，为学者提供一个系统梳理该领域核心议题、前沿进展与争议点的权威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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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基础
著作的理论基础以“突破新古典增长模型局限、构建内生增长的统一分析框架”为核心，整合了多学派核心思想与实证逻辑。其核心理论支柱包括内生增长理论的两大分支：一是以“质量改进型创新”为核心的熊彼特式增长理论，强调创新通过“创造性破坏”推动技术进步，将研发决策、垄断租金与增长动力直接挂钩；二是“水平创新（产品多样性拓展）”理论，聚焦新中间产品或技术的引入对生产效率的提升，明确知识作为非竞争性要素的核心作用。同时，著作以新古典增长模型的生产函数、要素积累等基础设定为起点，突破其外生技术假设，将技术进步、人力资本积累、制度安排等关键变量内生化，形成“理论基础—实证验证—政策延伸”的完整逻辑链。
其理论基础还构建了跨领域的整合框架，融合了发展经济学、产业组织理论、制度经济学等多学科视角。在增长动力机制上，著作既强调资本积累、技术进步等传统要素，也突出制度质量（如产权保护）、人力资本、金融发展等深层因素的作用。在分析维度上，著作兼顾封闭经济与开放环境下的增长差异，纳入贸易、技术扩散、地理集聚等跨境交互机制。在动态演进上，通过“马尔萨斯停滞—后马尔萨斯过渡—持续增长”的统一增长理论，解释了人类历史上增长模式的阶段性转变，同时通过“趋同俱乐部”、“适宜技术”等理论，衔接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增长差异，为后续实证分析和政策探讨奠定了严谨的理论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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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证分析
著作借助丰富的跨时期实例，为核心理论观点提供了坚实的实证支撑。在第三章《Schumpeterian Growth Theory and the Dynamics of Income Inequality》有关竞争与创新的关系层面，英国制造业的经验显示，处于“势均力敌（neck-and-neck）”状态的企业在竞争加剧后，创新投入显著增加，而与领先企业存在较大技术差距的落后企业，其创新活动则呈现放缓态势，这一现象验证了“竞争对创新的影响依赖于企业自身技术地位”的理论命题。
在第六章《Institutions as a Fundamental Cause of Long-Run Growth》和第十四章《Growth Strategies》有关制度与长期增长的关联性研究中，韩国的制度转型与殖民史构成了典型佐证。韩国通过完善产权保护等核心经济制度，实现了经济增长的跨越式发展。而殖民时期不同殖民政策所形成的制度差异，直接塑造了后续各国的增长轨迹分化，有力印证了“制度是长期增长根本决定因素”的核心观点。
在第十三章《Human Capital and Technology Diffusion》和第二十一章《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mplementation and Stagnation: Convergence Clubs in the Open World Economy》有关技术扩散与收敛俱乐部议题上，OECD国家凭借技术溢出效应实现了增长趋同。部分发展中国家则因金融发展滞后、人力资本积累不足，缺乏有效吸收前沿技术的能力，始终难以融入高增长俱乐部，这与“距离技术前沿的远近及技术吸收能力共同决定收敛与否”的理论论断高度契合。
此外，著作还通过历史与现实维度的多元实例，进一步佐证了其他关键理论观点。在第四章《From Stagnation to Growth: Unified Growth Theory》有关人口与增长的转型研究中，工业革命前后欧洲的发展形成鲜明对比。前工业时期，技术进步的成果主要体现为人口增长，例如18世纪英国农业技术改进直接推动了人口的大幅增加。而进入工业革命后期，随着生产过程中人力资本需求的上升，生育率呈现下降趋势，如19世纪西欧生育率持续走低，人口增长与收入增长的正向关联逐渐弱化，这一历史进程为统一增长理论中“人口转型是持续增长（sustained growth）前提”的观点提供了有力支撑。
在第二十二章《A Global View of Economic Growth》有关金融发展与增长的关联上，金融体系完善的国家（如战后美国、德国）能够为创新活动和实体投资提供稳定的资金支持。而金融抑制严重的发展中国家（如部分非洲国家），企业面临严峻的融资约束，难以推进技术升级与产业结构转型，这印证了“金融发展通过缓解融资约束促进经济增长”的结论。
在第二十三章《Trade, Growth and the Size of Nations》有关贸易与增长的互动关系上，国际贸易开放度高的国家（如东亚经济体）通过技术引进与市场扩张的双重驱动加速增长，而贸易保护主义倾向严重的国家则增长乏力，充分体现了“贸易通过技术扩散与规模效应推动经济增长”的理论内涵。
六、前沿性与实用性的平衡
著作在前沿性与实用性的平衡上构建了严谨且多元的分析框架，既立足学科前沿梳理理论脉络，又紧扣现实需求提供可落地的分析工具。前沿性层面，著作以增长经济学的历史演进为起点，系统回溯了从索洛新古典增长模型到内生增长理论的范式转型，整合了新古典主义、熊彼特主义、制度经济学等多学派观点，清晰呈现了经济增长研究的核心争议与前沿进展。通过对“技术内生化、“制度作用”、“人力资本积累” 等关键议题的深度剖析，搭建了连接经典理论与当代研究的桥梁，为读者提供了理解增长机制的全景式视角，体现了鲜明的学术前瞻性与理论整合性。
实用性层面，著作并未局限于纯理论推演，而是将抽象框架与实证分析、政策应用紧密结合，形成“理论基础—实证验证—政策延伸”的完整逻辑链。在实证研究部分，运用跨国回归、增长核算、面板数据等多元方法，聚焦趋同现象、跨国收入差异、技术扩散效应等核心现实议题，量化分解了物理资本、人力资本、全要素生产率对增长的贡献，为理论提供了多维度经验支撑。同时，著作专设“增长政策与机制”板块，深入探讨金融发展、人力资本扩散、增长战略、国家政策等实际议题，通过对殖民史案例、韩国制度转型、OECD国家趋同实践等具体实例的分析，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了兼具针对性与可操作性的参考依据，实现了学术价值与现实应用价值的有机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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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介绍
Philippe Aghion
Philippe Aghion是全球顶尖的经济学家，拥有丰富的学术任职经历与国际学术影响力。他现任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长期深耕经济增长、创新与制度经济学等领域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在此之前，他曾在法国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巴黎综合理工学院等知名机构担任教授职务，同时还曾担任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访问教授，与全球多所顶尖高校保持深度学术交流。此外，他曾担任欧洲经济协会主席，也是法国科学院院士、英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积极推动国际经济学界的学术合作与思想传播，其任职经历覆盖欧美顶尖学术机构，为其跨地域、跨领域的学术研究奠定了广泛基础。
在学术作品与贡献方面，Philippe Aghion在增长理论、创新经济学、制度与政策分析等领域产出了大量里程碑式论文，覆盖长时段学术脉络与前沿议题。在增长与创新机制领域1992年与Peter Howitt合作发表的《A Model of Growth Through Creative Destruction》是熊彼特式增长理论的奠基之作，首次将“创造性破坏”动态过程形式化，明确创新、垄断租金与长期增长的内在关联，成为内生增长理论的核心文献。1996年发表的《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in the Growth Process》进一步细化研发投入的增长驱动机制，实证验证研发强度与技术进步的非线性关联，为后续研发政策设计提供理论依据。在制度与政策互动领域，1997年发表的《A Theory of Trickle-Down Growth and Development》构建“涓滴增长”模型，揭示初始收入分配、信贷约束与长期增长的传导机制，为发展中国家减贫与增长协同政策提供新思路。2008年与合作者发表的《The Unequal Effects of Liberalization: Evidence from Dismantling the License Raj in India》，以印度废除“许可证制度”为自然实验，实证发现市场化改革的增长效应依赖地方劳动市场制度，为制度适配性对政策效果的影响提供关键证据。其学术贡献对现代增长经济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也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考。
Steven N. Durlauf
Steven N. Durlauf是国际知名的经济学家，在学术任职领域积累了丰富经验，兼具深厚的学术影响力与跨机构协作背景。他现任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经济学教授，长期深耕经济增长、计量经济学及社会经济学等核心领域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在此之前，他曾在芝加哥大学、斯坦福大学等顶尖学府担任访问教授或客座教授，与全球多所学术机构保持紧密的学术交流与合作。此外，他还曾担任《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等顶级学术期刊的编辑，积极推动增长经济学领域的学术交流与成果传播，其任职经历覆盖理论研究、学术出版与人才培养等多个维度，为其跨领域的学术探索奠定了广泛基础。
在学术作品与贡献方面，Steven N. Durlauf的研究聚焦增长计量方法、代际流动性与不平等、空间经济学等领域，以方法论创新与长时段实证为鲜明特色。在增长动态与路径依赖领域，1991年发表于的《Path Dependence in Aggregate Output》是路径依赖理论在宏观增长领域的经典应用，通过构建含不完全市场与强互补性的模型，证明冲击对总产出的影响具有永久性，修正了传统增长模型中“冲击仅具短期效应”的认知，为理解经济波动的长期遗存效应提供新框架。在代际流动性与种族不平等领域，2024年与合作者发表的《The Evolution of Black-White Differences in Occupational Mobility across Post-Civil War America》，利用1870-2020年美国职业流动面板数据，首次系统梳理内战后黑人—白人职业流动性差距的演变，发现民权运动时期是种族差距缩小的关键节点，教育均等化与反歧视政策是核心驱动因素。2022年与合作者围绕“大盖茨比曲线”发表的系列论文（如《The Great Gatsby Curve》），构建含家庭人力资本传递与信贷约束的世代交叠模型，实证验证横截面收入不平等与代际收入持续性的正相关机制，为平衡不平等与流动性的政策设计提供理论支撑。
注释：
熊彼特式增长理论（Schumpeterian Growth Theory）：以Joseph Alois Schumpeter“创造性破坏”（creative destruction）思想为核心，由Philippe Aghion与Steven N. Durlauf等学者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正式模型化，是内生增长理论的重要分支。该理论将创新视为经济长期增长的根本动力，认为增长源于企业为获取垄断利润而开展的研发与技术进步，创新过程本质上是新的、更高效率的技术或产品不断替代旧技术、旧产品的动态过程，既推动生产效率提升，也引发市场结构与产业组织的持续变革。其核心机制包含两大效应：一是逃离竞争效应（escape-competition effect），即处于 “势均力敌（neck-and-neck）”状态的企业，为在竞争中占据优势会主动加大创新投入，通过技术突破拉开差距；二是熊彼特效应（Schumpeterian effect），即技术落后企业因追赶成本高、成功概率低，在竞争加剧时反而会减少创新投入，而领先企业的垄断利润则为持续创新提供激励。同时，该理论突破了新古典增长理论外生技术进步的假设，将创新内生化，强调研发投入、知识产权保护、市场竞争、制度质量等因素对创新的影响，还解释了增长的非均衡性——不同国家或企业因创新能力差异形成增长分化，也为理解竞争与创新的非线性关系、收入不平等的动态演化、产业升级与技术迭代等现实问题提供了核心分析框架，是连接微观企业创新行为与宏观长期增长的关键理论。
图片来源:
https://zh.834101.ru/book/2275060/06fa07/handbook-of-economic-growth-1-part-a.html https://www.britannica.com/money/Philippe-Agh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