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金昌,李晶.数据治理与政府统计现代化[J].统计研究,2024,41(8):7-14.

一、论文核心观点

图1 数据治理与政府统计现代化核心框架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全球治理体系深刻变革与数字技术革命交织的时代背景下，政府统计作为"国势研究的政治算术"，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与机遇。

    在此背景下，论文创新性地将数据治理的一般性问题聚焦于政府统计的特殊性问题，从数据来源、数据质量、数据应用、数据价值四个维度构建了政府统计数据治理的完整框架，系统阐述了如何提升数据治理能力以促进政府统计现代化。结合2026年外交部发布的《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所倡导的全球治理倡议，数据治理能力的提升不仅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在要求，更是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数据治理秩序的重要基础。其战略意义在于，在数智文明深刻重塑国家治理形态的时代关口，以数据治理能力的系统性提升回应“如何认知国家、治理国家”的根本命题，为“中国之治”提供坚实的数据与统计支撑。

二、政府统计的历史溯源：国势研究与政治算术的双源合流

图2 政府统计历史溯源与发展脉络

    本文首先从统计学起源与政府统计的内在联系出发，指出政府统计作为“国势研究的政治算术”，天然肩负着为国家治理提供客观依据的使命。这一论断深刻揭示了政府统计的本质——它既是测量工具，更是治理工具。

    纵观历史，政府统计有两大起源：一是以亚里士多德城邦政情分析和德国国势学派为代表的国势研究传统；二是以威廉·配第和约翰·格兰特为代表的政治算术传统。两大传统虽路径不同，但目标一致——都是为国家征税、征兵、制定法律等治理活动提供客观依据。中国古代同样有着悠久的国势研究传统。战国时期商鞅提出的"强国知十三数"论述，深刻揭示了统计作为国家治理重要工具的价值——"不知国十三数，地虽利，民虽众，国愈弱至削"。这一"以数治国"的思想，与西方国势研究和政治算术的理念遥相呼应，体现了人类治理文明的共同智慧。

    政府统计的产生、发展与演进，沿着三条主线展开：一是国势研究方法的变化，从古希腊及德国早期的文字定性记述，发展为配第开创的以数字、对比、图表为核心的政治算术量化范式，以量化支撑治理的核心思想延续至今；二是国势研究领域的变化，从早期聚焦土地、人口、军备等基础治理要素，随工业革命持续拓宽，如今已覆盖气候安全、粮食能源、人工智能、全球协作等全人类共性议题，为全球治理提供客观数据支撑；三是国势研究地位的变化，从商鞅、康令、配第等先贤的个人探索，经普鲁士以法令确立官方统计权威、法国设立全球首个中央统计机构，发展为如今各国普遍配套法律法规的制度化国家治理组成部分。国家治理的需求决定了政府统计的产生，国家治理的目标决定着政府统计的方向，国家治理的模式决定着政府统计的体制。

三、政府统计现代化：内涵特征与时代挑战

    现代化是一个发展中的概念，是用于表达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程度的概念，既有一定的客观目标和参照系，又带有一定的相对性和差异性。政府统计现代化是伴随数据环境变化而作出的应有之"变"，其内涵就是“秉持科学精神和法治理念，以现代统计科学和数据科学为内核，以先进统计制度方法为基础，以现代信息技术为支撑，以高质量统计数据为产品的有机整体，是统计生产力、统计生产关系现代化的系统集成。”政府统计现代化是由统计理念现代化、统计理论现代化、统计制度方法现代化、统计信息技术现代化和统计数据产品现代化等构成的一个有机整体。政府统计现代化应具有五个基本特征，即以科学性为方法根基、法治化为政治底线、数字化为技术驱动、创新性为动力源泉、国际化为视野。

    第四次科技革命正在全方位影响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我国政府统计现代化既迎来重大战略机遇，又面临重大挑战。机遇来自大数据、人工智能为政府统计现代化提供的现代技术和多源数据支撑，挑战则来自全社会数据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重塑对政府统计基础的影响。这一影响首先表现在统计生产力层面：信息技术催生海量非标准化外部数据，政府统计从数据主要生产者转变为大数据的收集与使用者，唯有提升自身生产能力，才能有效吸纳外部数据，充实官方统计体系。再则是统计生产关系层面：技术革命打破了政府对数据生产的垄断格局，数据供给模式从单向被动转为多元主动。政府统计机构兼具生产、持有、需求等多重身份，亟需重塑生产关系，构建多元协同的数据生态。

四、提升数据治理能力：政府统计现代化的四个维度

    为应对全社会数据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变化的影响，本文认为，政府统计应牢牢把握数据治理的主动权，从数据来源、数据质量、数据应用、数据价值四个方面着手，不断提升数据治理能力，以此加快推进政府统计现代化。

（一）数据来源治理：解决数据的“可使用”问题

    数据来源治理是政府统计现代化的起点问题。面对自身组织生产的调查数据与外部大数据并存的多元格局，政府统计亟需解决不同来源数据之间的协整难题——从数据可比性、使用合理性到衔接性问题，无一不在考验统计体系的包容性与规范性。有效使用外部源数据，关键在于厘清其与传统数据的差异、掌握其产生与储存的过程信息、建立统一的分类标准并作出专业解释。唯有在数据定义与分类标准上下足功夫，建立外部源数据目录与数据库，方能打破数据壁垒，实现不同来源数据的有效融合，让数据真正“可用”。

（二）数据质量治理：解决数据的“好使用”问题

    数据质量治理是政府统计现代化的核心问题。数据质量是统计的生命线，而准确性则是质量治理的重中之重。各类大数据源多由事件驱动生成，呈现高度不稳定、不统一、不规范的特征，传统校正方法难以适用；加之客观事物的复杂多变与主观因素的干扰交织，使质量评估极为棘手。政府统计作为“国势研究的政治算术”，保证数据准确性、让数据说真话就是最大的政治。加快建立融合传统数据与大数据为一体的质量监测评价标准，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甄别数据真伪，方能守住统计的公信力底线，让数据真正“好用”。

（三）数据应用治理：解决数据的“应使用”问题

    数据应用治理是政府统计现代化的关键问题。“可使用”“好使用”并不等于“应使用”——数据应用的精髓在于以需求为导向，该用则用、不该用则不用。传统调查回复率下降、有效性降低，而新时代对国势实时监测预警的需求日益迫切，这使得大数据应用成为必然选择。运用大数据的基本路径有两种：一是将大数据与附加信息结合进行建模分析，二是借鉴国民经济核算的编制方式整合多源数据构建全貌。秉持“运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数据”的理念，方能不断丰富政府统计的数据资源，让数据真正“应用尽用”。

（四）数据价值治理：解决数据的“广使用”“多使用”“深使用”问题

    数据价值治理是政府统计现代化的根本问题。数据的价值在应用中彰显，应用越充分则价值越大——既有可量化的有形价值，更有驱动社会经济发展的无形价值。政府统计应尽快建立具有指导意义的数据价值评估体系：推动数据要素价值测度规则的制定，深入研究数据应用的合理性、安全性与隐私性，注重数据描述与结果解释的可信性。同时，积极构建由政策决策者、数据提供者、数据使用者和公民共同参与的合作评估机制，让数据要素的驱动作用渗透各领域、各方面，使数据价值得到充分挖掘与展现，让数据真正“广使用、多使用、深使用”。

五、结语

    该研究系统探讨了数据治理与政府统计现代化的关系，打通了国势研究的历史传统与当代统计实践，厘清了政府统计作为"国势研究的政治算术"的本质属性。与2026年6月17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形成了呼应。白皮书指出，“全球治理是关乎人类福祉的共同事业，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是各国人民孜孜以求的共同愿景”。白皮书系统阐述了全球治理倡议的五大核心理念——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在这一宏阔的全球治理图景中，数据治理与政府统计现代化占据着基础性、战略性的位置。提升数据治理能力，充分发挥数据在国家治理、公共政策和社会服务上的价值，是政府统计现代化的目标追求。这一研究不仅为统计学、数据科学、公共管理等学科的交叉融合开辟了新空间，更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可量化、可操作的实践路径。唯有以“政治算术”的清醒认知国家运行态势，以“数据之治”的扎实功底参与全球规则重构，方能在百年变局中筑牢治理根基，为人类文明新形态贡献可量化、可比较、可检验的“中国统计方案”。

作者简介

    李金昌，1964年12月生，浙江义乌人，统计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浙江工商大学副校长、党委副书记，浙江财经大学党委书记；第三批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教育部经济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教育部第四届“高校青年教师奖”）、国家社科基金学科评审组专家、中国统计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统计教育学会副会长、全国统计科研优秀成果评选委员会委员、全国优秀教师、全国优秀统计教师、全国首届教材建设先进个人。

    李晶，女，1979年生，中共党员，江西财经大学副教授，应用经济学博士后，硕士研究生导师，新西兰惠灵顿维多利亚大学访问学者，国家社科基金获得者。全国工业统计学教学研究会理事、中国统计教育学会理事、中国商业统计学会数据科学与商业智能分会副会长。先后获中国管理科学大奖“蒋一苇企业改革与发展学术基金奖”、全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第三方评估先进个人等荣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