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推文基于“中国当代国势学数据研究平台”核心数据，对2024年175个国家的治理指数、发展指数、文明指数、安全指数数据进行四个方面的分析。这四组关系各有明确的现实意义，全球国势竞争是多维度均衡能力比拼，很多国家治理好但发展弱、发展快但文明滞后、富裕但安全脆弱。选择“治理—发展”“发展—文明”“发展—安全”“治理—安全”这四组对比，能识别制度是否兑现为发展、增长是否带动社会文明、经济实力和制度是否转化为安全保障。

文章利用残差和分箱计算偏离程度。例如，以一国发展指数，减去同等治理水平国家的发展指数，得到的值即为残差；筛选残差排位靠前的代表性国家作为目标国家；再对治理指数做分箱处理，计算目标国家各一级指标指数与所属分箱内均值的差值，剥离同等治理水平下的预期基准，以此识别各国的结构性短板与禀赋优势，直观刻画全球各国国势的结构性偏科特征。

一、治理水平相近，发展指数为何明显偏高或偏低？

下图中每个点代表一个国家，横轴为治理指数，纵轴为发展指数。点越接近回归线，说明该国发展水平越符合同等治理水平国家的平均表现。

在回归线上方的国家残差为正，表示发展超过治理水平，在回归线下方的国家残差为负，表示发展滞后于治理水平。明显偏离回归线的国家，就是下面的分析对象。下文（一）分析残差为正的代表性国家，（二）分析残差为负的代表性国家，并从一级指标指数尝试解释偏离原因。

图1治理发展指数残差

（一）发展超过治理水平

图2发展超过治理水平

下面这些国家来自前图中明显高于回归线的一批国家，分别是俄罗斯（Russia，RUS）、法国（France，FRA）、墨西哥（Mexico，MEX）、南非（SouthAfrica，ZAF）和巴西（Brazil，BRA）。这里的指数来自“中国当代国势学数据研究平台”的发展维度一级指标指数，衡量贸易、投资和对外合作等开放程度。文中说“关联”，是指在一级指标指数中，开放合作与这些国家残差偏高的关系最一致，不代表严格的因果关系，以下分析均是如此。

俄罗斯既保留苏联在航天、核能、军工等领域的科技遗产，创新驱动指数较高，也因能源贸易获得较高的开放合作指数，但民生福祉指数相对较低。法国核电占发电量约70%，又在农业可持续发展上有长期投入，绿色发展指数明显领先同治理水平国家，较高的发展水平也为其绿色转型提供了财政空间，同时依托法语圈和欧盟核心地位，开放合作指数较高。墨西哥受益于美墨加协定和近岸外包浪潮，开放合作指数相对较高。南非的民生福祉指数较高，从而提高了其相对同治理水平国家的综合发展指数。巴西的大豆、牛肉、铁矿石等出口规模大，农业出口占全球粮食出口总量的比重较高，因此开放合作指数较高。从这些国家看，开放合作指数与“发展超过治理水平”的关联最强，这些国家的共性是通过能源贸易、区域协定或大宗商品出口增强外部联通，从而形成较高的开放合作指数。

（二）发展滞后于治理水平

图3发展滞后于治理水平

下面这些国家来自前图中明显低于回归线的一批国家，分别是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SaintVincent and the Grenadines，VCT）、英国（UnitedKingdom，GBR）、新加坡（Singapore，SGP）、格林纳达（Grenada，GRD）、乍得（Chad，TCD）和巴巴多斯（Barbados，BRB）。它们经济活力、创新驱动、绿色发展、民生福祉和开放合作等发展一级指标指数中，部分指数相对同等治理水平国家的预期偏低。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经济体量小、产业结构单一，经济活力和开放合作指数偏低，飓风、疫情等外部冲击又进一步压低民生福祉指数，使发展指数低于治理指数。英国受殖民体系遗留政治制度影响，治理指数较高。从一级指标指数看，经济活力和开放合作虽有基础，但综合表现没有达到同等治理水平应有的发展预期。新加坡并非发展水平不足，而是其治理能力稳居全球顶尖水准，大幅抬高了综合发展的预期标准。相较其极致的治理表现，经济活力与创新潜力未能同步匹配，因此在同治理段位对比中呈现相对滞后，并非绝对发展落后。格林纳达作为东加勒比小岛国，经济活力、开放合作和民生福祉等一级指标指数受规模制约偏低，因而治理指数高于发展指数。乍得位于萨赫勒地区，经济活力、开放合作和民生福祉指数处于低位，绿色发展也受气候干旱和农业脆弱制约，多个一级指标指数落后使发展指数比治理指数更低。巴巴多斯的经济活力高度依赖旅游业，开放合作指数波动较大，创新驱动不足，债务压力拖累民生福祉指数，因此治理水平相对发展水平更高。从这些国家看，发展低于治理水平的共性是部分发展一级指标指数相对治理水平偏低，小国多受经济活力和开放合作不足制约，新加坡则因治理指数过高而表现为相对滞后。

二、发展水平相近，文明指数为何明显偏高或偏低？

图4发展文明指数残差

（一）文明超过发展水平

图5文明超过发展水平

下面这些国家来自前图中明显高于回归线的一批国家，包括阿联酋（UnitedArab Emirates，ARE）、新西兰（NewZealand，NZL）、荷兰（Netherlands，NLD）、加拿大（Canada，CAN）和澳大利亚（Australia，AUS）。这里的指数来自“中国当代国势学数据研究平台”的文明维度一级指标指数，后续提到的“文明多样共尊指数”同属文明维度。

阿联酋将大量石油出口收入投入教育，推动文化多元化，吸引全球人才，使文明指数较高。新西兰以多元文化和社会包容性著称，双语政策、怀唐伊条约等使文明多样共尊指数得分极高。荷兰自由主义与社会包容传统深厚，同性婚姻合法化、毒品宽容政策、多元文化共处等提升了文明互鉴共融指数，体现了社会开放传统提前于经济发展阶段。加拿大也因政策原因，文明多样共尊指数得分极高，难民接收力度和原住民和解进程进一步提高了文明互鉴共融指数。澳大利亚与新西兰、加拿大类似，移民国家的多元文化政策使文明指数超出同发展水平国家。从这些国家看，文明互鉴共融指数与“文明超过发展水平”的关联最强，这些国家的共性是借助移民、多元文化政策或长期社会开放，形成了比经济发展阶段更超前的文明包容度，开放多元的社会环境明显抬高了文明指数。

（二）文明滞后于发展水平

图6文明滞后于发展水平

下面这些国家来自前图中明显低于回归线的一批国家，包括秘鲁（Peru，PER）、帕劳（Palau，PLW）、哥伦比亚（Colombia，COL）、伊朗（Iran，IRN）和印度（India，IND）。

秘鲁受益于矿业和社会稳定，发展水平较高，但文明互鉴共融指数较低，原住民与主流社会的鸿沟、政治观念冲突大，使文明价值共弘指数低于同发展水平国家。帕劳是太平洋小岛国，旅游业发达且有美国援助，发展指数不低，但地理隔离和人口稀少限制了文明指数。哥伦比亚经历长达半个世纪的内战，FARC和毒品暴力严重影响社会信任，2016年和平协议后社会分裂和不信任仍然存在，使文明指数偏低。伊朗发展指数中等，但政治体制保守、社会管控严格，文明多样共尊和文明价值共弘两个指数较低。女性受教育率高但就业机会少，文明指数低于同发展水平国家。印度经济增长较快，但种姓制度影响持续、宗教关系紧张、性别不平等等因素，使文明互鉴共融指数极低。从这些国家看，文明低于发展水平的原因集中体现为社会信任不足、开放包容度较低或人口地理条件制约文明交流。

三、发展水平相近，安全指数为何明显偏高或偏低？

图7安全指数残差

（一）安全超过发展水平

图8安全超过发展水平

下面这些国家来自前图中明显高于回归线的一批国家，包括中国（China，CHN）、澳大利亚（Australia，AUS）、加拿大（Canada，CAN）、哈萨克斯坦（Kazakhstan，KAZ）和巴西（Brazil，BRA）。这里的“关键资源安全指数”来自“中国当代国势学数据研究平台”的安全维度一级指标指数，衡量资源获取、能源保障等方面的安全水平。

中国在关键资源安全、经济发展安全、国防态势安全上都较为领先，“一带一路”全球资源布局、全产业链自主可控战略和国防现代化共同构成较高的安全投入。澳大利亚凭借地理位置优势，关键资源安全得分极高。加拿大依托石油、矿产和淡水资源，关键资源安全较高，国防态势安全也较高，但对美国依赖明显。哈萨克斯坦铀矿和石油资源丰富，关键资源安全指数较高。作为中亚最大经济体，政局相对稳定使社会民生安全优于同发展水平的中亚邻国，但国防态势安全受俄罗斯战略影响，难以独立发展。巴西自然资源丰富，亚马孙雨林虽有生态压力和乱砍滥伐问题，但巨大碳汇和生物多样性使生态环境安全指数仍高于同发展水平国家。从这些国家看，关键资源安全指数与“安全超过发展水平”的关联最强，这些国家的共性在于资源禀赋或资源布局形成了安全优势，使其关键资源安全指数明显高于同发展水平国家。

（二）安全滞后于发展水平

图9安全滞后于发展水平

下面这些国家来自前图中明显低于回归线的一批国家，包括法国（France，FRA）、赤道几内亚（EquatorialGuinea，GNQ）、吉布提（Djibouti，DJI）、斯洛文尼亚（Slovenia，SVN）和博茨瓦纳（Botswana，BWA）。

法国受债务问题和低GDP增速影响，经济发展安全指数极低。赤道几内亚石油资源丰富，但安全指数较低，石油出口收入没有转化为国际安全建设经费，政治封闭和严重腐败也难以支撑国家安全建设。吉布提地缘位置特殊，拥有多国军事基地，安全主权受制于大国。斯洛文尼亚是前南斯拉夫小国，国防投入有限。博茨瓦纳矿产资源丰富，但国防和网络空间安全建设滞后，传染病高流行率也拖累社会民生安全。从这些国家看，安全低于发展水平的共同点是安全建设未能把既有资源或发展条件充分转化为安全投入，或受财政与国防投入不足约束，或受外部安全主权制约。

四、治理水平相近，安全指数为何明显偏高或偏低？

（一）安全超过治理水平

图10安全超过治理水平

下面这些国家来自前图中明显高于回归线的一批国家，包括俄罗斯（Russia，RUS）、巴西（Brazil，BRA）、日本（Japan，JPN）、南非（SouthAfrica，ZAF）和印度尼西亚（Indonesia，IDN）。这里的“国防态势安全指数”来自“中国当代国势学数据研究平台”的安全维度一级指标指数，衡量国防能力和军事安全态势。

俄罗斯的情况与前文一致，笔者认为至少主要原因之一是苏联遗产。巴西治理质量中等，但国防能力、资源安全和粮食安全显著高于同治理水平的其他国家。日本国防态势安全和网络空间安全使安全指数整体偏高，虽然和平宪法约束了军事安全投入，但仍保持较高的国防态势安全指数。南非除经济发展安全外的指数均较高。印度尼西亚是东南亚最大经济体和G20成员，经济发展安全指数并不突出，但关键资源安全指数较高。从这些国家看，国防态势安全指数与“安全超过治理水平”的关联最强，这些国家的共性并非单纯军事投入大，而是在国防能力、资源安全和关键领域安全上具备至少一项明显长板。

（二）安全滞后于治理水平

图11安全滞后于治理水平

下面这些国家来自前图中明显低于回归线的一批国家，包括新加坡（Singapore，SGP）、吉布提（Djibouti，DJI）、巴哈马（Bahamas，BHS）、塞舌尔（Seychelles，SYC）和特立尼达和多巴哥（Trinidadand Tobago，TTO）。

新加坡安全指数滞后于治理指数，主要原因是治理水平太高，同时城市国家的体量限制使其难以保障国防态势安全和生态环境安全。吉布提与前文类似，安全主权被大国军事基地架空。巴哈马安全能力受制于国土面积和人口规模。塞舌尔是印度洋小岛国，治理指数中等但安全指数较低，面临海盗、气候变化和毒品走私等压力。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石油资源丰富，但生态环境安全指数较低，在发展过程中忽视了环境问题，高犯罪率也拖累社会民生安全。从这些国家看，生态环境安全指数与“安全滞后于治理水平”的滞后关联最大。这些国家的共性是受小国体量或单一产业结构限制，难以形成全面的安全能力。

五、全球十大经济体分析

图12全球十大经济体偏离值

图12显示，全球十大经济体在四维指数上大多相对均衡，但这种均衡并不是十国表现趋同，而是各有强项，也各有短板。由于篇幅有限，本文只分析前五个国家。中国（China，CHN）安全层面军事现代化快速推进，关键资源安全通过“一带一路”和全球能源布局得到保障，但能源对外依存度较高、周边地缘博弈复杂，并面临技术“卡脖子”压力和关税提高压力，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又使其各维度发展相对均衡。美国（UnitedStates，USA）发展与治理指数都较高，对外能维持霸权地位，对内却受枪击暴力、毒品犯罪、政党极化和选举信任危机拖累。德国（Germany，DEU）长期依赖北约和美国的安全保护，俄乌战争又减少能源供应，叠加国防长期投入不足，安全指数因此较低。日本（Japan，JPN）能源高度依赖进口，军事能力受限，安全上依赖美日同盟，同时面临朝鲜、台海、东海和北方领土等多重安全压力。印度（India，IND）行政效率较低、基础设施不完善，既面临中巴两线地缘压力、克什米尔冲突、国内恐怖主义和教派矛盾，军工和战备也依赖进口。

六、总结

本文用治理、发展、文明、安全四个维度观察国势，是因为一个国家能否长期稳定发展，不只取决于某一项优势。治理是制度基础，发展是物质基础，文明是社会认同与软实力，安全是生存底线，四者相互支撑，任何一个维度明显滞后，都可能成为整体国势的短板。

从分析结果看，“偏科”是相对同水平国家的结构性错位，并非绝对水平的高低，如新加坡，发展指数相对于治理指数滞后。治理强而发展弱，说明制度尚未充分转化为发展成果；发展快而文明弱，说明经济增长没有同步带来社会整合；发展或治理较强而安全弱，说明实力和制度没有充分转化为安全保障。从全球十大经济体来看，中国、美国的四维表现相对均衡，德国和日本治理较强但安全偏弱，印度发展较快但治理、文明和安全短板较多；许多小国则受产业单一和规模制约，容易出现结构性偏科。

国势竞争的核心不是追求某个单一维度的最高分，而是减少“偏科”，让治理、发展、文明和安全形成相互支撑的闭环。受篇幅和数据条件限制，本文未排除国家规模等混杂因素，分析结果更适用于识别趋势和结构特征，而非对各国国势的排序。

作图数据来源：中国当代国势学数据研究平台https://guoshi.jxufe.edu.cn/#/ho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