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瑶,张明. 政治稳定性对主权信用评级变动的影响 [J]. 国际政治科学,2026, 11 (2): 206-243. DOI:10.16513/j.cnki.qjip.20260713.001.

研究背景

新冠疫情与地缘政治冲突冲击之下，全球主权债务水平持续上升，利率攀升与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并存，特定经济体爆发主权债务危机的概率显著增加，国际评级机构开始频繁下调主要大型经济体的主权信用评级。在此背景下，主权信用评级变动的影响因素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已有研究认为，主权信用评级变动主要受宏观经济因素驱动，经济发展程度、国民收入水平、政府债务、经常账户、通货膨胀、失业率、国际储备等因素变化会导致评级调整。相较而言，政治因素往往难以量化，且对一国支付能力和偿还意愿的影响间接而模糊，其重要性尚未得到充分的实证支撑。此外，评级机构在评级过程中将政治因素作为定性因素加以考量，既不披露定量权重，也未明确说明定性因素如何被纳入评估过程，导致无法量化政治因素的具体影响程度。鉴于此，本文以政治稳定性为切入点，将政治因素引入经济学分析框架，通过计量分析考察政治稳定性对一国主权信用评级变动的影响，并进一步探讨其异质性特征、公允性与溢出效应，以期更充分地认识政治因素在主权信用评级中的作用。

一、评级机构如何将政治因素纳入考量

三大评级机构的评级框架各有侧重。标普的评级标准关注制度评估、经济评估、外部评估、财政评估和货币政策评估五个方面。穆迪主要集中于对政治实力、经济实力、财政实力和风险敏感度的分析。惠誉则注重评估经济的结构特征、宏观经济表现、政策和前景、公共财政和外部融资四个方面。三大机构的共同特征是：政治因素通常作为定性指标被纳入评估，既不披露定量权重，也未明确说明定性因素如何被纳入评估过程。这就产生两个问题：一是无法得知评级机构是否真正考虑了政治因素，二是无法量化政治因素的具体权重与影响程度。

本文研究正是针对这一空白展开。文章以政治稳定性为切入点，将政治因素引入经济学分析框架，通过固定效应计量模型考察政治稳定性对主权信用评级变动的影响。其核心发现是：政治稳定性的提高会导致经济体主权信用评级的上调，政治稳定性的降低则导致评级下调。在同时控制经济体-评级机构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并加入人均GDP、GDP增速、CPI、失业率、货币供应量、政府盈余、外汇储备、经常账户盈余、政府债务等控制变量后，政治稳定性每提高1个单位，总评级变动和评级等级变动平均分别增加约0.88分和0.84分。研究把评级从低到高换算成0—21分，所以这里的“分”是评级刻度。这一结果在替换关键变量指标、替换回归样本、替换固定效应、加入更多控制变量等稳健性检验中均保持显著。

图1 基准回归

二、政治稳定性影响评级的双重机制

从偿还能力看，稳定的国内政治环境是国家有效治理和经济发展的基础。较高的制度与机构质量表明拥有更好的经济发展前景，从而未来有更充沛的财源用于偿债。一方面，政治稳定性是经济增长的重要保障，稳定的国内政治环境能够吸引投资、促进经济多元化发展，从而增强国家的偿债能力；另一方面，政治稳定性对投资者信心有直接影响，稳定的国家更容易获得国际资本市场的信任，降低融资成本。反之，政治治理能力低下通常与经济发展滞后相关联，制度不健全不仅会加剧宏观经济政策波动性，而且会抑制双边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进而对支付能力产生不利影响。

从偿还意愿看，政治稳定性较高通常意味着政府更有契约精神，更可能按时偿还债务。国际关系的现实主义理论认为，国家是追求自身权力或利益最大化的理性行为体，其行为深受政治因素影响。政治稳定性正是国家权力和利益的重要体现：它既关乎国内政策的连贯性和可预测性，也直接影响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的信誉和影响力。因此，为了在国际经济竞争中更好地维护自身利益，一个政治稳定的国家更有可能在合作中遵守规则、爱惜自己的国际声誉。相比之下，政治局势混乱的国家，其偿还债务的意愿自然更弱。

三、评级偏好的非公允性

文章的进一步分析揭示了一个更值得关注的发现：政治稳定性对主权信用评级的影响具有非公允性。这种非公允性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是政治偏向性。文章以联合国大会投票信息计算各经济体与美国之间的外交政策理想点差异作为政治友好度指标，以双边贸易占比作为经济友好度指标，以语言相似度作为文化友好度指标，检验受评经济体与美国的关系是否影响政治稳定性对评级变动的效应。结果表明，经济体与美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关系越友好，其主权信用评级变动越不容易受到政治稳定性的影响；反之，关系越紧张，政治稳定性对评级变动的影响越显著。换句话说，政治稳定性对于与美国保持友好关系的经济体而言被低估了，而对于其他经济体而言则存在被高估现象。

第二是经济偏向性。文章分别对发达经济体与发展中经济体、高收入经济体与低收入经济体、投资级经济体与投机级经济体进行分组回归，发现相较于发达经济体、高收入经济体与投资级经济体，政治稳定性对发展中经济体、低收入经济体与评级投机级经济体的主权信用评级变动影响更大。这意味着，评级机构对欠发达经济体的政治因素审查更为严格，政治稳定性的作用在欠发达经济体中被高估。

第三是地区偏向性。文章将经济体划分为亚太、欧洲、非洲、北美洲和拉丁美洲五个地区分别回归，发现在亚太地区和非洲地区，政治稳定性的提升对主权信用评级变动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但在欧洲地区、北美洲地区和拉丁美洲地区，政治稳定性对评级变动的影响并不显著。政治稳定性对处在不同地区的经济体主权信用评级的作用同样存在被高估或低估的现象。

图2 公允性检验与政治偏向性

四、评级机构异质性与溢出效应

不同评级机构对政治稳定性的关注程度差异明显。文章分别对标普、穆迪、惠誉的评级样本回归，发现政治稳定性的正面影响在穆迪和惠誉样本中最显著，而在标普样本中并不显著——穆迪和惠誉更看重政治稳定性，标普则相对不敏感。这对理解三大机构调整中国评级的节奏差异，有直接的参考价值。

另一个重要发现是政治稳定性对主权信用评级的溢出效应。以美英代表发达经济体、中俄代表发展中经济体检验后发现：美英政治稳定性提高，反而会导致其他经济体评级被下调——美英越稳，资本越是回流，别国融资更难、偿债压力更大，评级随之下调。其中对发达经济体的溢出更为显著。

中国的系数在各模型中均不显著，即中国的政治稳定性尚不足以对他国评级产生溢出；俄罗斯政治稳定性下降，则会显著推升发达经济体的评级。这一对比说明：溢出效应取决于一国在全球资本流动网络中的位置，中国的稳定性红利主要体现在国内，而非外溢。

五、对中国主权信用评级建设的启示

第一，政治稳定性是主权信用评级的隐性定价因子，其影响程度不亚于部分宏观经济变量。中国在保持宏观政策连贯性和取向一致性方面具有制度优势，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及产业政策之间的协调配合日趋紧密，政策取向的一致性不断增强。这些举措有助于稳定市场预期、缓解内需不足和债务负担较重的矛盾，也构成中国主权信用评级长期稳定的政治基础。

第二，三大评级机构对政治稳定性的关注程度不同，中国在与评级机构沟通时应区别应对。对看重政治稳定性的穆迪和惠誉，多展示中国政治稳定的具体表现；对标普，则重点讲经济基本面韧性、金融市场稳定和中长期改革成效。

第三，正视非公允性，建设自己的评级体系。三大机构在评级过程中存在明显偏向，中国应加快构建有特色的主权评级体系，推动本土机构国际化。中诚信国际已在香港设立分支机构、发布主权评级全球序列，就是可循的路径；深耕香港离岸债市场、拓展中资美元债评级业务，同时借金砖、东盟等多边机制推动标准互认、获取国际认可的外部评级机构资质，逐步提升话语权。

结语

    主权信用评级既是金融市场评估违约风险的重要工具，也是国际金融治理体系中的话语权载体。文章研究以严谨的实证方法证明：政治稳定性是影响评级变动的重要因素，且这种影响兼具非公允性与溢出效应——这正是这项研究的分量所在。对中国而言，一方面要用好政治稳定性的“隐性定价”作用，保持政策连贯性、持续推进治理能力建设；另一方面也要看清国际评级体系中的制度偏好和话语权属性，加快本土评级体系建设和国际化步伐。

参考文献

王瑶,张明. 政治稳定性对主权信用评级变动的影响 [J]. 国际政治科学, 2026, 11 (2): 206-243. DOI:10.16513/j.cnki.qjip.20260713.001.